在那寂静的医院走廊，一位患癌的医生正与癌症展开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实时斗争。他平日里是拯救生命的天使，如今却成为被病魔侵袭的战士。每天，他在繁重的治疗工作之余，还要忍受着身体的剧痛和化疗的折磨。但他从未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依旧坚守在医疗一线。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每一位患者精心诊治，仿佛要将对自己疾病的抗争转化为对患者的关爱与救治。他的身影，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着患者前行的道路，也彰显着医者的伟大与坚韧。

林彦峰在斯坦福CARE成立五周年庆典上致欢迎辞

去年九月，在斯坦福大学的秋季课程中，多了一门特别的选修课。

在这门课里，林彦峰将自己作为案例，向学生讲述他与癌症周旋的过程。林彦峰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授，斯坦福大学亚洲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一名初级保健医生。去年五月，在他五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月，从不吸烟的他被诊断出患有四期肺腺癌。

确诊后不久，林彦峰就有了开这样一门课的念头。他将这门课命名为——“从诊断到对话：一位医生与癌症的实时抗争”。他在课堂上讲肺癌的诊断和筛查，分享一个投身癌症研究的医生如何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他讲癌症照料的重要性，将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照护者请进课堂，试图展示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支持系统；他讲述作为患者如何保有希望，也试图探讨癌症治疗的未来。

课堂上，林彦峰说，如果有一天他处在癌症治疗和生命的最后阶段，这堂课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封信。

林彦峰在“从诊断到对话”的课堂上

是医生也是患者

选课的学生太多，30多人挤满了这间狭小的教室。很多旁听的人坐在地上，过道里也几乎挤满了人。除了医学生，不少其他专业的学生和在斯坦福大学进修的人也选了这门课。

林彦峰穿着蓝色细格纹衬衫，看起来健康、儒雅，声音洪亮，如果不是这门课，没人会将他和癌症联系在一起。

去年3月底开始，林彦峰出现反复干咳，气喘，最初他一直以为只是季节性过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生素、激素、抗过敏治疗后，症状并没有缓解。直到5月，在他五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月，X光片和CT扫描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存在积液和肿块，经过活检，最终确诊四期非小细胞癌。这是一种在中国不吸烟的人群中非常常见的肺癌。

癌细胞几乎扩散到林彦峰的全身。大脑、肝脏，脊椎，甚至皮肤，医生在他的脑部发现五十个转移灶。

这堂课以一封信来自2013年的信开始。

作为初级保健医生，林彦峰为一位患有慢性肾病的华裔老人治疗。林彦峰称老人是位友善的绅士，每次来看诊都穿着熨贴的西服，系着领带，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老人已近90岁高龄，但家人仍想挽留他，说服他做透析。治疗一度让老人非常痛苦，林彦峰决定再次去见他的家人，让他们同意停止透析，但“这意味着他会死去”。透析停下，最终老人还是去世了，但在他去世两周后，林彦峰收到了一封信。

林彦峰说，这意味着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给他写了这封信。他将信扫描成电子文件，课堂上，他拿着复印件读道，“你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学生们一片寂静。

在林彦峰看来，他们不仅仅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怀，他们建立了更紧密的连结。

这种连结很多时候是稀缺的。林彦峰记得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带来了一个新患者，在学生面前给他做了一些身体检查，并做出了罕见病的诊断。很多学生都赞叹这位神经学家如“神医”一般的医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但林彦峰注意到，做身体检查时，患者似乎有些痛苦。“医生把他带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当着那么多医学生的面弄疼了他，他感觉怎么样？我们的目的本应该是照顾好他们。”

曾经，成为医生并不是林彦峰的第一选择。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移民到美国攻读工程学研究生，受他影响，林彦峰本科和硕士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之后从事了一年的商业咨询工作。但林彦峰发现不管在商业还是工程领域，他每天交流的对象都局限于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

医学不同。在林彦峰看来，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跟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最终，他选择辞职，进入塔夫茨医学院读博。在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林彦峰于200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任教。

林彦峰说，斯坦福大学给予了教师很大的灵活性，让他可以同时做研究、任教、看诊、开公司……在这里，他教授医学人文相关的课程，如医学与人文叙事，中医科学与历史，也关注医学人工智能交叉的领域。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初级保健医生。

如今，曾尽心救治老人的医生成了病人。

确诊后一个月，林彦峰就在考虑开设一门课程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当了19年医生，“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患者，这是一段独特的经历。”这门课程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包括诊断、心理健康、护理、精神关怀等，每周一次，持续十周。

他常被问到，为什么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林彦峰承认，某种程度上公开疾病的诊断是有一点羞耻的，但分享也带来很多好处。“思考、记录，和别人交流你正在经历什么，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是有用的。”

林彦峰在课程中分享自己的CT扫描结果，讲述自己患肺癌的经历

当癌症降临

即便做了19年医生，当身体开始出现症状时，林彦峰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自己和癌症联系在一起。

课堂上，林彦峰在幻灯片上展示了自己的X光片和CT扫描结果。他第一次展示那张脑部核磁共振报告，零碎的斑点遍布其中，那是五十处大小不一的转移灶。最初看到结果时，林彦峰自己也感到震惊，从医这么多年，他没见过如此“夸张”的核磁报告。

相较于其他人，林彦峰用了更短的时间确认自己患病。他在白板上演示，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别。研究结果显示，从初次表现出症状，到进行医学成像检查，平均时长是289天，而林彦峰只用了六周，从X光检查到最终的诊断，他用了7天时间，而普通人的平均时长是43天。

有学生提问，是什么拖延了进度？林彦峰转而问大家，自己确诊如此之快，有哪些原因？

学生们陆续答道，人脉、医学知识、住在大城市、保险、经济基础、工作灵活允许请假。

“还包括会讲英语，我见过一项都不占的患者。能拥有上面这些，很大程度只能用幸运去解释。”林彦峰说。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快速地得到确诊。但大部分人跟林彦峰一样，在被确诊肺癌时就已经是晚期。“这和肺癌的早期筛查策略有关。”被林彦峰请进课堂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肺癌筛查计划”负责人娜塔莉·路易说。她介绍，传统的肺癌筛查更多聚焦于50岁以上并且吸烟的人群，像林彦峰这样未满50岁且不抽烟的人，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不具典型性，也往往不是筛查的重点人群。

林彦峰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GFR突变，这常见于亚裔、女性、非吸烟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肿瘤科主任希瑟·韦克利，也是林彦峰的肿瘤医生，在接受《斯坦福日报》采访时谈起她和林彦峰在去年一起策划的关于EGFR突变引起的肺癌的研究项目，“这种类型的突变影响了他和很大一部分没有吸烟史的亚洲人。”

她认为林彦峰公开自己的治疗经历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癌症”，这也让人们能更关注癌症治疗。

林彦峰一直致力于研究对亚裔人群影响突出的疾病。之所以持续研究、关注亚裔群体健康情况，除了他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亚裔患者，更了解他们面临的医疗问题外，还有另一个渊源。

林彦峰说，很多药物的研究和临床试验都是基于西方人群，而亚洲人的身体对药物的代谢方式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药物反应。2018年，林彦峰曾给一位亚裔患者开过一种治疗痛风的常用药，这种叫嘌呤醇的药物让患者的皮肤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林彦峰从没处理过这种情况。“他人很好，没有责怪我。但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真正提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是针对在美国的亚洲人，而是占60%世界人口的亚洲人。”

那之后，他和同事创立了亚洲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中心一直致力于亚裔人群的癌症风险研究。“我们也支持任何对亚洲人有不同影响的疾病研究。”林彦峰说。在亚裔群体中的非吸烟者肺癌研究曾是中心的重点支持项目。

现在，林彦峰成了典型研究案例。

化疗中的林彦峰 图｜受访者提供

共生

得知确诊后，林彦峰曾本能地否认，“这只是感染，不是癌症。”

“因为还抱有一丝希望。也许不是癌症，对吧？”而当他最终确诊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疾病时，林彦峰觉得这带有讽刺意味。

他第一时间告知了准备去日本出差的妻子，“我取消了出差，他说当医生告诉他诊断结果的时候，希望我在旁边。”林彦峰的妻子说。

咳嗽加剧、身体疼痛，给林彦峰带来了强烈的不确定感。直到开始接受治疗，疼痛缓解，状态也随之好转，不确定感才慢慢减轻。

四期癌症不可治愈，只能控制。最近两年一项名为“FLAURA 2”的研究显示，靶向药奥西替尼联合化疗比单独用靶向药更有利于缓解EGFR突变四期病人的病情，基于这项研究，林彦峰选择了化疗与靶向药的联合治疗。

从去年五月底开始，每隔三周，林彦峰要进行一次化疗。一部分肺塌陷了，林彦峰常常感到气短。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但他不得不坐电梯。化疗带来身体反应，也带来焦虑，“每次感觉和正常人一样了，快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要进行下一次化疗，这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伴随着治疗，持续十周的课程仍在继续。每周三下午，穿过校园和走廊，去往位于李嘉诚中心的教室路上，林彦峰有时不得不将思维从课程中短暂抽离，想想是否应该提前吃点东西，化疗后他常感到恶心反胃、食欲减退、喉咙酸痛、疲惫，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医生建议他少食多餐。这对林彦峰也是一个挑战，“当你完全没有食欲的时候，却不得不尽量逼自己吃东西”。但要想感觉好受一点，保持补水，关注每天吃什么就是他必须做的事。林彦峰说，关注吃喝这些“小事”能让他感觉正在掌控自己的生命。

有时化疗时间与上课挨着，课堂上他不得不向学生承认自己正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癌症照料也成为这门课程中的重要一课。成为一个照护者，照顾患病的家人，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并提供精神支持，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每周陪林彦峰去看医生的时候，妻子克莉丝汀·陈都会带上一个笔记本，想要记录下看诊的内容，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丈夫与医生沟通时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她在课堂上分享时说，作为与患者关系如此亲密的人，同时也是照护者，确实承担了很多情感上的压力，“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事，但也一定要采取行动，带患者去接受治疗。”

采访的一个下午，妻子正开车去送儿子上乒乓球课，林彦峰坐在副驾驶。在确诊癌症后，妻子成为了他的后盾。她开车送林彦峰去检查，确保他饮食健康。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课程进行到第四周，克莉丝汀·陈作为照护者来到课堂上分享。“我说你不能再吃香肠和红肉了，你现在要吃素。他第一反应是你说啥？”全班大笑，林彦峰接道，“这不是我会吃的东西，我闻到椰子油了，我现在受不了那个味道。”

玩笑背后是极尽琐碎的日常，克莉丝汀·陈也曾有感到沮丧的时刻，一顿饭精心准备很久，尽可能搭配出健康又美味的样子，但很可能林彦峰的反应是“我受不了这个味道”。“但你试过了，你最好有一种踏实的、着眼当前的心态去面对，会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是不必担心，我们会熬过去的。”克莉丝汀·陈说道。

林彦峰和妻子有两个儿子，一个13岁，一个17岁。林彦峰选择对孩子们坦诚，最开始做X光检查时，他就告诉孩子，自己因为咳嗽要去做胸部X光检查。他告诉他们，检查结果可能是感染，也可能是癌症，只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每一步我们都跟他们讲发生了什么，他们非常支持我，一直想帮忙，也应对得很好。”

确诊之后，林彦峰对患者有了更深的理解——医生往往更关注检查、药物和治疗，但患者必须在治疗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

确诊前，林彦峰每天工作的八小时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最多时每半小时就会排一个会。确诊之后，为了治疗他不得不取消一些会议。但他仍没有长时间休息，他不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授课、看诊、研究……他仍旧享受为病人看诊的过程，每周保持一定的看诊量，即便在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他也只让同事帮忙代了两周的课程。

他仍继续着所有他患病前在做的事，“我日复一日地继续过好我的生活，也许这也意味着我今天所做的事情会在我身后延续。”

林彦峰在活动中指导来自斯坦福的亚裔美国医学生进行健康检查服务

“留给这个世界的信”

几个月前，林彦峰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已经没有病灶了。2024年11月，课程进行到第八周，前一周林彦峰刚刚做了CT复查，治疗仍在起作用，肺上的结节缩小了，肝脏损伤也变小了，但骨骼的转移灶还在，结果不好评估。

林彦峰在课堂上说，“我心底有这种希望，某天魔法出现，然后所有的转移都消失了。”

课程结束前，林彦峰仍在坚持组合治疗。他把自己的靶向药盒带到课堂上，六个空瓶，一字排开，他说每次从药店拿回一盒新药自己都会很开心，“说明这药还在起作用”。

维持日常给林彦峰带来一种确定性，但他也担忧着身体产生耐药性，或者现有的治疗方法失效。

课堂上，客座教授讲授了癌症不同周期的治疗方法和效果。有学生提问每种疗法的特点和前景，林彦峰也跟着问，治疗两年后产生耐药性怎么办？他开玩笑说，“我朋友有这种情况，我帮他问一下。”

教授没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一个是发现EGFR背后的机制，精准跟进，一个是细胞为基础的免疫疗法，但这很难，还在开发”。这位教授谈到对未来的治疗方法的探索，“未来我们希望能控制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起作用，主动和癌症抗争。”林彦峰又开起玩笑，“我朋友就靠你了。”

林彦峰一直关注着医学与人工智能这类最新科技的结合，但在最后一堂课上，他还是对学生说，希望他们认识到医生不会被AI取代，因为“这是个和人打交道的职业”。

现在，每三周一次的化疗仍在持续，但药量有所减轻。癌症并没有消失，林彦峰的肺部还有两个结节，肝脏和骨头里也还有癌细胞。爬两层楼梯时他仍会有点气喘。他早已接受自己的病无法治愈，但也愿意相信，一年后或许就会有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

“所以我目前的抗争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我已经找到一种平衡。”林彦峰现在只参与可以更快看到研究成果的短期研究项目。“那些不知道几年后会有什么结果的项目，我尽量不接了。”

2024年12月4日，这门课的最后一堂课结束。课程获得了4.96（满分5分）的学生评分，这是一个林彦峰从未听过的高分。这门课的助教之一Longsha Liu是名医学生。他在接受《斯坦福医学》杂志采访时说，这是 “一生仅此一次的课程”。林彦峰的经历让他有种无助的感觉，“看着自己非常钦佩的人命运如此迅速地改变”。但他同样好奇，“这个人刚被诊断出癌症，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 正是这样抱有不同的好奇，许多学生在这十周里走进林彦峰的课堂。

事实上，这确实是一门仅此一次的课程。林彦峰说这门课只开这一次，不会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课程录下来，在网上分享给更多的人学习，“因为我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但他仍在尝试新的事物。

他想学画画，“虽然我画得很糟糕，完全算不上艺术家。”他知道可能有人会想，你都快走到生命尽头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事呢？但林彦峰说，这就是他作为“人”的部分，也是属于他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间，林彦峰曾担心大家的心理健康，主动联系医学人文团队，和他们一同举办居家音乐会。就像综艺节目一样，医生、护士、患者纷纷展示技能，演奏现代音乐、古典音乐，唱歌，还有人表演魔术。音乐会一连举办了四个月，林彦峰是主持人。

林彦峰在纠结要不要写一本书，记录这段经历。只是相比书写死亡，他更想书写如何活着。

“如果能预知自己只剩三年时间，有的人肯定会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过那种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呢？”林彦峰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生病后，他仍想过跟过去一样的生活，“我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几乎90%都和之前一样，但很多人可能并非如此。”

第一堂课时，林彦峰曾坦诚地跟学生说：“我很可能死于肺癌，或者由它带来的其他疾病，在可能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真的猜不到。”林彦峰说，当自己经历癌症治疗和生命的最后阶段，“某种程度上，这节课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信。”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斯坦福大学亚洲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提供。石铭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