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这一顽疾多次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引发广泛关注。如何有效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四位代表纷纷支招，一位代表提议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向民众普及正确的婚姻观念，摒弃“彩礼至上”的思想；一位代表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彩礼金额进行合理限制，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一位代表强调基层组织的作用，要求基层干部积极介入，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还有一位代表提出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曝光“天价彩礼”现象，形成舆论压力，共同为治理这一顽疾贡献力量。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第6次也是连续5次点名高额彩礼问题。

“农村彩礼问题并非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农民生活幸福指数提升的大事。”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表示，从家庭矛盾到乡村文明之困，从“因婚返贫”“因婚致贫”到婚姻诈骗、彩礼纠纷，农村高额彩礼这一传统习俗的异化已触及社会治理的深层神经，法治手段成为破题的重要力量。

给“天价彩礼”划定法律边界

“需要明确的是，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演变为借婚姻之名索取高额财物，就可能触犯法律。”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镇于家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佟亮表示，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为整治高额彩礼奠定了法律基础。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细化裁判标准，界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三大特征：无结婚意愿、强行索取、财物未用于新婚生活。例如，彩礼若涉及欺诈或胁迫，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

“高额彩礼的需求催生了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不法分子利用农村适婚青年择偶难等情况，以虚假婚介、伪造身份等手段骗取高额彩礼，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五华县红根然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张春梅说。

“尽管法律框架已趋完善，但治理仍面临现实阻力：部分地区的攀比风气根深蒂固，婚介市场乱象屡禁不止。真正要把彩礼价格‘打下来’，恐怕功夫不止一朝一夕。”全国人大代表、陕西西安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黄云娜说。

法治手段也要“刚柔并济”

记者注意到，全国已有多地开展了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工作。湖南省多个部门联合针对婚托、婚骗和彩礼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江西省多地设定彩礼上限；宁夏回族自治区不仅加强民法典、《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教育、培训，还发挥“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作用，完善彩礼纠纷调处机制。

“法治已成为约束‘天价彩礼’的刚性手段。”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认为，检察机关在严厉打击婚恋、婚托等诈骗犯罪的同时，需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加强对彩礼纠纷案件的法律监督，确保民法典和最高法规定精准落地。

“另一方面，在办理涉彩礼纠纷和刑事案件中，要更加注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运用检法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组织公开听证等方式，加强释法说理，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佟亮代表说。

“在办案的同时，还应当持续关注彩礼纠纷背后的社会治理风险隐患和难点堵点问题，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及时预警，并协同配合相关部门推进移风易俗，实现彩礼纠纷案件的前端治理。”张春梅代表表示，检察机关作为法治宣传的重要力量，既要有刚性约束，也要能柔性引导，比如通过入户普法、“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等，向群众解读彩礼新规，开展“倡导移风易俗”宣讲。

因地制宜给彩礼“限高”

“对于一些高额彩礼问题突出的地区，可因地制宜制定彩礼标准，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规范引导村民自觉遵守。”黄云娜代表注意到，中部某县设定彩礼上限6万元，为彩礼“限高”提供了有益借鉴。

“同时，要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交友活动，为农村适婚青年创造相识相知的机会，减少因择偶难催生的高额彩礼问题。”苏少洪代表说。

黄云娜代表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宣传倡导正确的婚姻观。现在有些网络短剧刻意宣扬不劳而获、拜金炫富、以暴制暴等不正确的价值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给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应加强对短剧内容的审查。

“高额彩礼治理是一场传统与现代、法律与习俗的博弈。”受访全国人大代表表示，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筑牢底线，以法治传递温度，而法治的最终目标，是让婚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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