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缴社保难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骑手工作模式灵活，多为兼职或众包形式，与平台的劳动关系界定较为模糊，这导致社保缴纳的主体和方式难以确定。其二，平台出于成本考虑，对为骑手缴纳社保存在抵触情绪，不愿承担这部分费用。其三，社保办理流程较为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对于流动性大的骑手群体来说，办理社保手续繁琐且耗时费力，增加了实际操作的难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给骑手缴社保成为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

记者 | 何昕晔、崔 硕

4个酱肉包，3碗玉米面粥，这是美团众包骑手蓝团东的午饭。他熟练地掏出手机结账，总价8元——这家店给骑手提供五折优惠，还免费送粥，这样的一餐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

骑手的工作没有固定的路线，吃饭也得见缝插针，他们通常会选择能给骑手提供折扣的餐厅，把一餐的花销控制在15元以内。

“平台给骑手缴纳社保？不可能的，就算是专送也不可能。”蓝团东放下了手里的包子。关于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两周，蓝团东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在他所在的骑手群里，每天滚动的消息依然是“你今天跑了多少单”“我跑了多少单”没有一条关于社保的讨论——一边是资本的热词，一边是底层的生存，撕裂感正贯穿着整个行业。

这场沸沸扬扬的讨论，始于京东。

2月19日，京东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甚至连骑手个人缴纳部分也由京东承担。美团随即回应，称正在搭建骑手社保信息系统，预计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饿了么也表示，早在2023年2月已启动蓝骑士社保缴纳试点，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

然而，在蓝团东们的世界里，这些公告就像平行时空的轰鸣。

《第一财经》YiMagazine随机访问了十多位美团、饿了么的专送和众包骑手，他们都对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一事持怀疑态度。

这场关于社保的讨论，最终能否改变骑手们的处境，还是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承诺？

01

骑手和平台是什么关系？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身穿黄衣和蓝衣的骑手被称为“美团骑手”和“饿了么骑手”，但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平台并没有直接雇佣关系。美团和饿了么通常通过多个外包公司层层转包，骑手签署的合同形式多样，许多人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合同签署对象是谁。

“我们不属于美团，我们是跟其他公司签的合同，那个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蓝团东说。

而江苏的美团专送骑手李涵则表示，自己在2019年和2024年两次加入美团外卖，都未与任何雇主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同，“我认识的骑手里也没人签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系副教授陈龙指出，在外卖平台刚兴起时，骑手大多由平台直接雇佣，所以，平台会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但随着外卖业务的发展扩张，平台开始大规模推行直营转外包模式，外包公司通常不再为骑手缴纳社保。

如今，骑手大多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这种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而适用《民法典》——因其雇佣的临时性，劳务提供者需自行承担工作风险和责任。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显示，外卖平台与骑手间劳动关系认定率不足1%。在陈龙看来，规范骑手用工、为其提供社保，是平台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现实是，骑手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依旧模糊，究竟谁应承担社保责任，仍未有明确答案。“我国的社保分为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套体系。要给骑手缴纳城镇职工社保，尤其是我们常说的五险一金，需要先明确劳动关系。”

为了不让骑手等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处于社会保障的盲区，2021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打破传统劳动二分法的限制，引入了“劳动三分法”，将未参保骑手纳入制度范围，希望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维护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意见》提出新业态劳动用工的三种类型，包括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情形，以及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情形。对于骑手等“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意见》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意见》指出，对这部分劳动者，在社保方面，企业要引导和支持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此后，美团和饿了么两家平台在为骑手缴纳社保方面有过不同程度的尝试，比如美团在2022年7月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饿了么2023年2月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并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然而，如何缴、缴多少，仍未有定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封进表示，现行社保制度是基于传统雇佣关系设计的，并未考虑到平台经济就业的特点。封进说：“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有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因为现有的制度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责任和义务，调整可能会使制度本身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此外，在封进看来，平台经济的社会保护问题、社会保险问题，本身就是新生事物，各国都面临劳动成本与社会保障之间的权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判决也存在差异。

目前，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将外卖员定位为“个体经营者”或“自雇者”，不为其缴纳社保。

Uber的劳动关系认定则经历多次法律诉讼。2015年，美国加州旧金山高等法院裁定Uber司机属于雇员，理由是平台对司机的运营和收费行为具有完全控制权。2019年，加州颁布“A.B.5法案”试图正式确立平台司机的雇员身份，却遭到多方抗议，除了不愿支付额外成本的平台外，司机群体中有人提出，希望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不想被管理。2020年12月，加州投票通过“22号提案”，豁免Uber等平台，允许其继续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同工。

而在英国，事件则有了不同的结果。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Uber司机属于雇员，理由是Uber严格控制了司机的工作内容、定价、接单率和评分系统等，司机处于从属地位。

02

缴不缴社保，骑手的顾虑是什么？

去年，蓝团东的头晕持续了好几个月，严重时连饭都吃不下。去医院检查、照CT、开药，他花了一千多元，全自费。没有医保，他只能咬牙掏钱。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想过回北京缴社保。“我的工作不稳定，到时候缴不了怎么办？我现在的条件可以上（社保），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万一出现什么问题，你缴了5年，第6年你缴不了了怎么办？”

2015年，蓝团东成为美团众包骑手，之后做过按摩师、顺丰快递员、连锁蛋糕店配送员，又在2019年年底回到美团送外卖。这些年，他考虑过社保，甚至找到了可以代缴的单位——一个月1400元，一年就要1.7万元。最终，他还是决定回老家衡水缴每年七八千元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医保则是和家人一起缴的“新农合”，缴费标准和报销待遇都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虽然报销比例低，但有比没有强。”

专送骑手刘雨也有过类似的挣扎。2015年时他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那时公司替他缴社保。但如今，他只在老家临汾上了医保，每月400元。面对北京有可能缴纳社保的机会，他犹豫了，“看情况吧，谁知道以后还在不在北京？”

按照现行政策，职工养老保险需要最少缴满15年，等职工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但是，很多骑手并不打算在一个城市久留，也不打算将骑手这份职业作为长期选择。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下文简称《骑手的世界》）一书中的研究显示，目前在一线城市工作的骑手，未来五年计划继续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比例为44.1%，不到一半。如果离开，社保账户怎么办？

以骑手最关心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来看。根据目前人社部对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规定是，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储存额可以全部转移，但由单位缴纳的统筹基金部分只能转移60%。尽管后者并不直接影响个人拿到的养老金数额，但从高收入地区转至低收入地区退休，养老金可能会减少。此外，医疗保险所涉及的异地就医备案对于高流动性的骑手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青的研究显示，骑手不愿缴社保，除了担心自己能否从社保中获益外，另一重要原因是“缴费太高，负担不起”。李涵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对于大部分骑手来说，每月的收入少千八百块钱，是很难接受的，“社保缴了一时取不出来，现金才是实打实的。”

陈龙自2018年起从事骑手群体调研，其对骑手群体进行的调研结果汇集于去年出版的《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一书。与骑手相处多年，陈龙觉得他们很理性，会算账。“一方面骑手不希望收入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骑手不确定未来钱能否拿回到自己手中，也就不愿意缴社保了。”据他了解，如今骑手的月收入普遍减少了20%左右，一旦缴了社保，他们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更少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曾做过多次新业态人员调研，他发现，骑手最关注的是收入，对社保的需求排在其后。但他也补充道：“有可能过去大家默认这份工作没有社保，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也许现在平台承诺缴社保，骑手就会对此产生期望，产生需求。”

一位骑手接受采访之初，对缴纳社保表达了反对态度，“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多挣钱，而且社保缴了又不一定能用上。”但在采访的最后，他又表示，“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上社保，毕竟年纪也不小了。”他今年37岁。

03

谁来为社保买单？

外卖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的范围，至今仍不明确。美团表示将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而京东的社保缴纳对象则是未来一段时间签约的“全职外卖骑手”。两者的社保支出压力差距很大——美团的外卖业务已运营多年，根据其2023年披露的数据，高频骑手数量约为82万人，而京东的外卖业务则刚起步。

单量的变化决定了骑手的实际收入，我们以全国城镇社保最低缴费基数来计算平台可能需要支出的社保成本。以上海为例，2024年上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基数下限为7384元/月，如果企业缴齐五险一金，则需要每月为员工缴纳最低30.7%，也就是2267元；而以北京为例，2024年北京社保缴纳基数下限为6821元/月，企业需承担至少31.5%也就是2149元。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二线城市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都在4000元以上，企业缴纳比例通常在20%至30%，假设以25%来计算，那么每个骑手每月的社保成本为1000元。按照美团2023年高频骑手数量计算，每年其社保支出将达到98.4亿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指出，很多人认为骑手的社保成本完全由平台承担，但实际上，平台只是中介，除了雇主和雇员之外，社保成本最终会进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转化为消费者承担的一部分，所以，这笔钱实际上是企业、劳动者、消费者、商家多方共担的。

封进称，目前多出的这部分骑手社保成本由谁承担，其实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由企业承担，也有可能由骑手承担，甚至有可能由消费者承担，这取决于谁更有话语权。”具体来说，如果骑手市场劳动力非常紧缺，那么社保主要由企业承担；如果骑手的可替代性很强，单位缴费可能会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骑手。此外，如果产品具有垄断性，企业可能会将劳动成本转嫁到价格或佣金上，前者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的上涨，后者可能会导致商家佣金的上调，从而进一步压缩他们的利润空间。

最终，社保成本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隐形”转嫁——减少骑手的实际收入、降低未来薪资增长速度、减少岗位供给，甚至加重骑手的工作负担。对于消费者而言，外卖价格的上涨，可能是社保成本转嫁的最直接体现。

04

这场社保争议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目前，无论外卖平台，还是外卖加盟商、代理商，都在大力发展众包模式。其原因不难理解：众包降低用工成本，规避雇佣关系带来的责任。

“以前众包是补充性的角色。”陈龙分析道，“但现在，我感觉众包更像是主流角色。”

众包骑手的身份类似个体户，与平台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因此平台、第三方劳务公司都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保。与此同时，平台又不希望众包骑手过于自由，因此通过引入激励和约束机制，逐步增加他们的稳定性。例如，美团分别于2019年和2021年引入乐跑骑手和畅跑骑手，据蓝团东介绍，畅跑骑手每天必须跑够50单，乐跑骑手每天必须跑够8小时，从而给单量和高峰时段上保险——未达成要求的骑手会面临积分扣除、禁跑等惩罚。

蓝团东此前并未想过加入畅跑，但慢慢地，他发现每天能抢到的众包接单越来越少。以前，他每天跑到20点到21点就能挣够200元，而现在，这个时间被推迟到22点到23点。去年秋天，他不得已加入了畅跑，以确保自己能有稳定的单量。

未来，随着三大外卖平台陆续为全职及稳定骑手缴纳社保，众包模式可能会进一步扩张，而全职岗位的比例将被压缩。

骑手社保改革可能带来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行业格局的加速洗牌。

一旦这几家行业头部平台全面缴纳社保，其规划化效应和资本实力将帮助它们更好地吸收成本压力，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品牌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但这也意味着留给中小平台的机会空间可能减少，这些平台或因无法承担社保带来的成本压力，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退出市场，加速行业的垄断化进程。

骑手社保的推进不仅影响外卖行业本身，还可能成为零工经济保障体系改革的起点，甚至推动更广泛的社保制度变革。

按照现行规定，社保通常是五险一金整体绑定，但根据张成刚的调研结果，社保中，骑手最在意的是医疗保险，其次是工伤保险，“这两者的需求都是比较急迫的，接下来才是养老，而生育和失业占比很低。”因此，张成刚认为，更适合的方式，或许是允许骑手按需选择社保缴纳项目，而不是“一刀切”地要求全额缴纳。

陆铭认为，大量骑手不愿缴纳社保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不够。《骑手的世界》中调查了骑手的社会认同问题，研究显示，6196位骑手中，超四成骑手对所在城市/地方缺乏归属感。这一情况在一线城市更加明显，在一线城市工作的骑手中，同意“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地方”的比例为59.1%。

所有的受访骑手都提到，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日，有限的休息日也多用于补觉或者刷快手、抖音，鲜有骑手体验、使用城市公共服务，参与公共活动，这也就更难谈及骑手的归属感了。

“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增加骑手的选择自由度的情况下，促进以骑手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能更好地在自己长期工作的地方市民化，这样可以避免相关人员跨地区流动后，产生社保账户切换带来的损失。”陆铭建议道。

封进还提出，社保问题不应成为掩盖其他劳动权益不够完善的“靶子”。当前，外卖行业的劳动时间超长、工作强度过大、算法管理不透明、劳动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可能亟待完善改进的是其他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社保。”

这场自上而下的权益突围，会在多大程度上重构零工经济的底层规则？这仍然是个待解的难题。未来的制度设计，或许需要在“保障”和“灵活”之间找到更平衡的路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蓝团东、李涵、刘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