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卖港口曾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存在两个很流行的认知误区。其一，认为他是因资金紧张或经营不善而抛售。事实上，这往往是其商业战略的一部分，是基于对全球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精准研判，通过合理布局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以获取更高的长期回报。其二，有人觉得他此举是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信任。但实际上，这更多是商业行为的正常调整，他始终秉持着商业的理性和客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不能简单地用片面的观点去解读。

李嘉诚把旗下分布在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卖给美资巨头贝莱德引发的风波还在发酵。“大公报”等在港官媒就此连续发表多篇评论，港澳和中联“两办”官网也转发了相关评论。中国外交部也就此回应了记者提问。

在内地，人们对李嘉诚卖港口一事的看法比较一致，大部分观点和大公报的评论差不了太多。但是在香港，看法就比较多元。

有人认同大公报等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李嘉诚不过是“在商言商”，做了这么商业决定，没必要上升到那么严厉的政治高度。还有人认为，即便李嘉诚做错了，也完全可以通过私下沟通的方式，劝说或要求李嘉诚收回出售决定，有必要这样子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搞得满城风雨吗？

对于第一种“在商言商”的认识，我昨天已经撰文谈过，像这么大笔的跨国交易，交易的标的那么重要，对全球航运产业分布和竞争中的国家利益都有巨大影响，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在商言商”这种情况。换做任何一个财团、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么大一笔关键资产交易，都不可能不从更宏观的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层面进行审视。事实上，长和出售这笔资产，也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威逼胁迫下，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为避免陷入中美对抗的漩涡，做出的决定。政治才是驱动这一商业交易发生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深层次原因。

在决策这笔交易时，毫无疑问，长和的管理层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不光是“政治”这根弦绷得不够，没有考虑到可能对中国在中美对抗中带来的不利因素就仓促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在与中央的沟通上也存在严重失误，至少与中央的沟通不充分、不畅通。它如今陷入这样的风波，搞得如此被动，用“咎由自取”来形容并不为过。

对于第二种在香港很普遍的认识，不少人认为即便李嘉诚做错了，也完全可以通过私下沟通的方式，劝说或要求李嘉诚收回出售决定，没必要这样子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搞得满城风雨，吓坏一众港商。这种看法就更值得讨论了。

首先是谁知道双方有没有进行过私下沟通呢？是不是在沟通无效后，才用这种沟通方式呢？

其次，即便采用这种方式沟通，我们看其实中央也非常讲究方法方式。至少中央或中央治港部门没有直接就此对李嘉诚或长和进行过直接批评或定性。港澳办和中联办只是在官网转发相关评论。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记者提问时也仅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的行为”，没有对李或长和进行任何评论。大公报虽然是以评论方式发表看法，一些最尖锐刺激的定性，也是以转引网友评论方式陈述。

从一般香港人的角度看，官媒评论中的一些用词确实有些杀气腾腾，什么“没有腰骨的跪低”，“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这些话确实非常刺耳，有些网络大字报文风，很容易引发港人反感，值得商榷。

但另一方面，抛开任何个人感情好恶等因素，在中美博弈战略对抗博弈的最关键阶段，在没有和中央沟通或至少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作为一家“中国香港”的商业巨头，为规避可能给家族企业带来的风险，一单子就把分布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卖给美国资本巨头，这是不是跪低和忘却国家大义，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呢？

再者，从国家的角度，既然长和已经做了这个有损国家利益的商业决定，为避免在香港和内地出现第二个甚至更多这样的糟糕案例，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案例，干脆大张旗鼓一次，在社会面、在商业界进行一次公民教育呢？

事实上，这场风波发生后，有不少港人还在“在商言商”里认知，觉得在中美战略对抗的态势下，“资本家”可以遵从资本“fellow the money”的原则，没有也无须承担国家经济与商业安全义务，而且身为香港头号财团的长和，以李嘉诚的商业与政治智慧，都能在这个事情上翻船，就恰恰说明香港特别是香港商界，特别需要这样一场公民教育。

另外，港人在反感官媒对李嘉诚的批判时还需要向内审视，扪心自问一下，大家到底是真的觉得李嘉诚做得没错，还是这些年因各种原因在心中生成并积累的对中央、对内地的反感还没有消除，因此在官媒批评李嘉诚卖港不妥时，很自然地在心里产生的一种逆反情绪？

其实这些年有不少港人对作为抽象存在的李嘉诚是讨厌的，大家讽刺香港变成了“李家城”，认为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资本家的垄断和剥削是导致香港贫富分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李嘉诚又是香港的一个象征，在港人看来毕竟是自己人。因此即便李嘉诚做得不妥，当官媒等批评李嘉诚时，港人还是会因为对李嘉诚和自身的身份认知重叠，产生不一样的抵触心理。所谓的“对”与“错”，“适当”与“不适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事件本身决定，而是由论者自身的心态决定。

这反过来不也说明，港人的国家认知、身份认知，仍和国家的期望与要求仍然存在差距，需要更多认知教育吗？

当然，对持有上述认识的不少港人来说，这种认知教育本身就没有必要，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洗脑和强制，会产生心理性甚至生理性的排斥。

人就是这样复杂的动物，人类社会所以复杂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这些年有那么多精英选择离港原因也在于此。人只要认知建立，都很容易服膺于一套自圆其说的道理。但现实世界的逻辑冷峻且残酷，在中美对抗这盘棋局里，已经没有两面讨好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