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有一位“关键先生”默默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便是它。它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加沙冲突调解的道路。它凭借着中立客观的立场和卓越的斡旋能力，穿梭于各方之间，倾听诉求，传递和平的声音。无论是冲突双方的利益权衡，还是国际社会的舆论引导，它都精准把握，以智慧和耐心推动着对话与协商的进程。它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加沙冲突走向和平解决的希望，成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的重要力量，为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贡献着独特的价值。

加沙动荡持续，各种斡旋奔走也在继续，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是其中一大代表。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埃及频频出现在“劝和促谈”新闻里。

3月4日，埃及总统塞西（前右）在埃及新行政首都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埃及总统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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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冲突调解中挑大梁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随即大规模进攻加沙，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埃及第一时间介入，利用其控制拉法口岸（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南部与埃及交界处，是巴勒斯坦不经过以色列而直接通往外部世界的口岸）的便利，在人道救援、难民防控和停火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2023年10月21日，埃及主办“开罗和平峰会”，虽未促成停火协议，但确立了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的地区主要调解者地位。

随后，在埃及、卡塔尔和美国的联合斡旋下，哈马斯与以色列于2023年11月达成短暂人道停火协议，同意交换人质，并由埃及负责监督协议执行及人道援助进入加沙。2024年10月至11月，埃及参与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促成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达成共识，为战后加沙治理奠定基础。经过美、卡、埃长达一年的密集调解，2025年1月中旬，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达成并正式生效，开罗成为三国监督机制设立地，埃及的调解主导地位得到巩固。

停火后，埃及加快推进加沙战后重建，并于3月4日主导召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推动“加沙复兴与重建计划”，坚决反对巴勒斯坦人口迁移。哈马斯表态支持，而美以反对，试图阻挠区域达成共识。

3月18日，以色列以哈马斯拒绝美方提出的延长停火协议、释放被扣押人员为由，对加沙地带恢复大规模空袭；次日宣布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展开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从而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之间建立缓冲区、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

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以色列的空袭公然违反此前的停火协议，并对地区稳定构成“危险升级”，破坏了包括埃及在内的多方斡旋努力。声明进一步指出，埃及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以制止冲突升级，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防止这一地区再次陷入暴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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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参与者

由于关系切身利益以及身处独特地理位置，埃及历史上一直是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加沙地带作为埃及通往东方的门户，在埃及的地缘政治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初，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巴勒斯坦问题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议题。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埃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5月15日至1949年3月10日）中占领加沙地带，直到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后该地区被以色列占领。

复杂的地区博弈中，埃及始终未放弃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将巴勒斯坦问题抬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埃及不仅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还通过推动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方式促进巴勒斯坦的独立事业。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面临复杂的外交局面：既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敌意，又需平衡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期待。

1973年10月，埃及联合叙利亚发起旨在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斋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中东问题的调解力度，美国积极推动埃以之间的直接谈判。一系列外交努力最终促成1978年9月《戴维营协议》的达成，确立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性框架。随后，1979年3月《埃以和约》的签署，标志着埃以和平进程进入新阶段。

这两份文件尽管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部分合法权利，包括自治权和内部事务管理权，却未能解决其国家独立这一核心问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被占领状态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因为和以色列单独媾和达成和平协议而遭受外交孤立。多个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背叛”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切断与埃及的外交关系。这种孤立局面严重削弱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也促使埃及进一步调整其战略，以平衡国内外双重压力。

20世纪80年代，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改变了萨达特时期埃及“代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谈判”的方式，转而在巴以之间发挥调解作用，促成双方直接谈判。90年代，埃及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促成了多个巴以停火协议和和平谈判。

进入到21世纪，自2007年哈马斯掌控加沙地带以来，埃及一直与哈马斯保持联系。即便在2013年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被埃及军方推翻后，埃及的情报机构仍然与哈马斯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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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大国的重要角色

从历史积淀与现实维度审视埃及的调解者角色，其斡旋行动展现出显著的战略价值与地缘政治智慧，体现了埃及维护地区稳定、巩固自身地区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

埃及自“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更多聚焦国家治理，较少卷入地缘政治。但始终对巴以冲突保持密切关注并积极斡旋，主要基于应对现实地缘风险和挑战的考虑。

埃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调解巴以冲突中具有独特优势。拉法口岸不仅是加沙与外界来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埃及发挥调解作用的重要筹码。通过控制拉法口岸，埃及在保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也展示其领导力与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加沙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埃及西奈半岛的安全局势。埃及面临着西奈地区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通过调解巴以冲突，埃及试图防止极端主义扩散和难民潮蔓延，保卫自身国家安全。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埃及一直采取双线平衡战略。一方面，埃及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为其带来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在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利益时，埃及始终坚持原则立场。此次针对以色列提出的将巴勒斯坦人转移至西奈半岛北部的难民安置计划，埃及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方案不仅违背国际法准则，更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

在处理巴勒斯坦内部问题上，埃及也同样展现出平衡智慧，不仅长期与哈马斯保持联系，还在巴内部各派之间进行斡旋调解。埃及希望促进巴各派之间的和解，并推动巴勒斯坦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统一领导，以避免激化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

埃及在调解巴以冲突时，通过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不过，面对现状，埃及还需处理多层次的复杂挑战，包括恢复其阿拉伯大家庭的领头羊地位；重新整合有“埃及第二外交部”之谓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积极主导中东和平进程；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促使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达成新的和平进程共识……

这些无疑为埃及的外交政策和斡旋停火谈判增添了更多复杂性，也使其作为调解方的相关努力面临更大阻力。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埃及进一步提升区域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契机。（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