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一些女婿们在生活中经历了一次次的转型。他们原本或许有着自己熟悉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然而时代的变迁让他们不得不不断适应。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从一种技能到另一种技能，他们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摸索前行。他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保住那赖以生存的饭碗。每一次转型都意味着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但他们凭借着坚韧和努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努力坚守着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人的担当。

作者 | 施晶晶

编辑 | 赵靖含

多年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持续在做一件事：让普通人对气候危机有更多的觉察。

这事吃力不讨好，贾鹤鹏也难免碰壁。因为“老百姓不把它当回事”，人们光为保住工作就已拼尽全力，至于气候危机，像个“何不食肉糜”的话题。

但气候危机迂回地来到普通人身边，不只是高温、热射病、极端天气，还有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以“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为目标、要求减碳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依附传统能源行业生存的普通人的影响，而许多人尚未察觉和正视其中的关联。

大同煤炭皮带传输/图源：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单独发展新能源不太动普通人的蛋糕，靠国家力量，靠企业推动；但是走向碳中和，就是要大量涉及传统石化能源行业里的普通人的利益。”贾鹤鹏说。他想知道，尤其在山西这样高度依赖煤炭的地方，他们是否理解“双碳”将带来的变化与冲击？尤其对2030年“碳达峰”的第一个拐点时间表，山西人准备好了吗？脆弱群体能否避免被边缘化？

3月，贾鹤鹏和同事、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潘野蘅发布了课题组与山西本地社会组织“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合作的研究报告成果。贾鹤鹏、潘野蘅以“山西女婿”“山西媳妇”置身事内的1年间，带领课题组去到山西11个地市，在6000多份有效问卷、30多场访谈里，他们看见了身处转型夹缝中的普通人的就业挑战，矛盾和倦怠的心态，对公正转型的需要。他们希望这些声音被听见和回应。

从不敢生病的下岗矿工，

到最后一届采煤班

“像我们现在根本不敢生病。”话说到一半，一位下岗矿工眼角泛红，和课题组志愿者武延说起自己的境况。

那是个大夏天，他在附近工地打零工，干苦力。这年头，活计不稳定，钱也不好挣。前些年，从矿上下岗后，学历不高也没其他技能的他，靠政府补贴和打零工维持家庭开销。

他供着一儿一女上学，家里剩不下几个钱，两口子最怕生病。去年冬天，媳妇咳嗽半个多月，硬扛着没去医院，既不想耽误他给工地送材料，以致挣不上工钱，也怕看病花钱。

谈话间，他掀起沾着水泥灰的衣角擦汗，露出腰间一个铁皮药盒，里面装着三天用量的降压药和一个皱巴巴的平安符。

他患有高血压，得按时吃药。至于平安符，那是他还干矿工时，一次矿井坍塌险些丢掉性命之后，媳妇亲手绣的，让他带在身上。

山西省大同市某煤炭公司的储煤筒仓/图源：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看着这个曾经在百米井下扛起液压支柱的男人，如今依然佝偻着背，扛起一家人的生活，武延一下子对“从业人员转岗率”的统计数字敏感了起来：“平常看到公告说下岗了二十来个矿工，总觉得也不是很多，但接触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才发现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整个家庭的困难，再就业、房贷车贷、子女上学等等的压力。”

在山西，其实下矿是个苦差事，许多一线矿工是因为要挣钱养家，却没文化、没技术，才被迫下井，许多人只是临时工。他们也和武延说起，其实挖煤不需要什么技能，门槛很低，一旦离了矿，他们还是什么都不会。不是送外卖、跑滴滴，就是工地继续干苦力。

不只是人到中年的下岗矿工再就业艰难，青年人也越来越难把矿上的工作当成“铁饭碗”。过去，煤矿子弟当完兵回来，很容易就能靠家人的关系到煤矿上工作，工作稳定、收入也可观。但现在门槛越来越高了，得通过专门的招聘、考取上岗。“很多人当完兵等了大半年甚至一年都没能上岗，（因为）就没那么多名额。”武延说。

《夜幕将至》剧照

煤矿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了。过去机械化程度不高，大量依赖人力，事故也多发，但现在，挖煤主要靠机器，炸矿也都是人在井上引爆，靠“高危换高薪”早就行不通了。

在山西一所职业学校，“安全工程”专业的学生就业难。武延听一位学生说起他的焦虑，因为“安全工程”大帽子下，实际所学是煤矿安全管理，但对口的就业需求早已急剧收缩，而他和同学也成了学校的“最后一届采煤班”。为了就业，他们有的自考氢能运维证书，有的寻思着考研换方向，所学似乎没了用武之地。

武延见过一个煤矿子弟，只有22岁，念完高中，他就跟着家里人下矿了。填写问卷时，看到援引的一项预测数据称：2020-2060年期间，山西煤炭行业就业人数预计将减少近80万人，他焦虑地问武延：到时候我该咋办，我啥都不会，到时候能去哪？

难以消解的倦怠

20年前，“能源转型”就是山西的课题。这20年间，山西的煤炭企业也经历了多次转型。

当中既有因煤炭资源枯竭而进行的调整，也有为实现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还包括企业合并带来的业务重组和员工岗位重新安排。时至今日，面对“双碳”目标，贾鹤鹏和潘野蘅在许多山西人身上感受到了转型倦怠。

那表现在，煤炭从业者既不了解“碳中和”和“碳达峰”，也不知道它所代表的“低碳”能源转型与以往转型的区别。“受访者会跟我们讲，转了很多次，大家都不太感兴趣了，内容差不多，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法参与，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结果跟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潘野蘅总结了接受调研的山西人对能源转型的普遍印象。

山西省大同市路边的防护栏被煤染黑，远处是曾经的煤炭职工家属楼/图源：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当中，一位从煤炭集团退休、生活在煤炭社区的老太太对一轮又一轮的转型感到疲惫，她说起：这些年变化太多了，根本反应不过来。气候变化、低碳这些东西咱不懂，但国家让干的事情肯定有道理。就是别最后转型转成啥也不清楚，又让一批人没了固定工作。

潘野蘅发现，公众对“双碳”普遍呈现“高支持-低认知”的矛盾。一方面，公众精神上支持“双碳”的宏观政策，但另一方面，问及碳中和、碳达峰的具体意涵，“认知水平立马就下来了”。

这通过问卷里的一判断题体现出来。它让受访者对这一陈述做对错判断：“实行多年节能减排政策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降低了。”在超过6000份的有效问卷里，仅有10%的人答对了，知道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并没有降低。66%的人答错了，误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其余人则无法判断。

受访者对于“碳中和”与“碳达峰”的认知程度较低，近一半的受访者不明晰二者含义/截图自《山西能源转型公众认知调查报告》

答错了的公众或许从更多的蓝天、更少的雾霾天里感受到空气质量向好变化，但贾鹤鹏指出误区，这得益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得到控制。“但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和空气质量好坏没有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剧的是气候变暖。只要还在烧煤，二氧化碳排放还是在增加的，治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是不同的治理方向。”贾鹤鹏说。

“老百姓根本不太清楚气候变化、碳中和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又高度支持，其实挺不正常的。但是因为政府要干，所以大家倾向于听政府的。”然而，贾鹤鹏更在意的是，“这在公众自身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公众自身利益受了影响之后，还能保持支持吗？会不会导致利益不一致，前后认知不协调，酝酿不稳定因素？”

为此，他们又调研了山西人对具体能源转型举措的态度。他们发现，对增量，即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山西推广新能源汽车，支持意见居多。但考虑减量时，尤其是淘汰燃煤电厂、关闭煤矿，无论是煤炭从业者还是普通公众，支持度都明显下降，反对意见居多，而最低收入者，通常是煤矿的临时工，抵触情绪最高——在政策倡导转入执行之后，对个人风险的警惕成为主导意见。

受访者中不支持关闭和淘汰燃煤电厂的意见居多，但相对支持所在城市或地区逐步用电动汽车或其他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汽车/截图自《山西能源转型公众认知调查报告》

贾鹤鹏访谈的山西某煤炭企业一位中层干部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人们最关心的是保住饭碗和维持奖金。他们搞不懂“双碳”，也不想搞懂。即便大家不知道“双碳”具体是什么，但过去那些年，矿山关闭带来的转岗经历，尤其是等待转岗期间只能领取基本工资甚至仅有少量生活费的情况，人们记忆犹新。

潘野蘅认为许多人尚未察觉：“对山西来说，碳达峰和碳中和所要求的转型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调整，还是整个行业、生活方式乃至区域经济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尤其对尚未跳脱出“一煤养三代”观念的山西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也不清楚，宏观数据的变化将怎样影响他们今后的生活。

访谈中，一位国营煤矿员工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山西除了煤炭没有其他同量级的产业发展之路，只能“靠煤吃饭”。能源转型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但煤炭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还是会重视煤炭，也没有很多资金发展其他产业，实际操作还是受煤炭资源影响。

一位曾经的煤炭工作者站在山西大同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的荣誉墙前/图源：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事实上，2016年，煤炭的退出机制就写进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到“十四五”末（2025年），全国煤炭年产量将回落并控制在41亿吨；中国煤炭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68.5%下降到2023年的55.3%；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能比火电更低；中国承诺的碳达峰时间是2030年，届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面对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高碳排放的煤炭将加速淘汰，留给山西人应变的时间其实不多。

非营利机构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评估：2020-2060年期间，预计山西煤炭行业的就业总量将减少79.60万人，相当于2020年就业人数的93%，碳中和强化情景下，将增加9.63万的煤炭行业减员。煤炭行业的间接就业将减少约288万人。

贾鹤鹏发现，公众心态当中有一种“阿Q”式的乐观：“很多人都意识到对煤的需求会越来越少了，但是他们觉得国家会兜底，不可能让这么大的煤炭企业关门，会说‘山西人为全国供应煤炭，做了很多牺牲，让减产就减产，让增产就增产，不让涨价就死扛，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

然而，在现实中，普通个体的抗风险能力依然薄弱。

公正转型的现实

夹缝之中，公正转型成为普通人的强烈呼声。

在山西某大型国有煤炭企业，一位中层干部跟贾鹤鹏说起：单位经历了那么多次转型、调整、改革，每次都说得很好，也出台了很多规则，但最终的调整还是领导说了算，中间的依据从不公开。领导的亲朋好友总是能在转型中保住工作，甚至是调到更好的岗位。大家会觉得不公平。

公正转型包括至少4个方面的要求：能源转型的过程和方案公开透明、征求意见；恢复健康、弥补伤害；合理分配风险和收益，能源转型的潜在收益，要惠及处于社会边缘或负担最重的群体；正视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各地不同的现实，不一刀切。

贾鹤鹏和潘野蘅测量了山西人对“转型公正”中16项具体工作的重要性排序，各项内容都被认为重要，数据仅有细微差别。

当中，保就业是“公正转型”的一项具体工作需要。面对就业挑战时，投身新能源岗位被认为是夹缝中的煤炭从业者的一条最顺畅的出路，然而现状不容乐观。

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正转型的各项工作都相当重要/截图自《山西能源转型公众认知调查报告》

贾鹤鹏援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24年的一项研究告诉南风窗：现有煤电厂职工仅有11%-14%的人能在2060年实现新能源职业转型，为获得这些职业，他们平均需要迁移194公里。快速增长的新能源产业的确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机会的数量能否充分弥补煤炭行业的岗位流失有待评估。

“新能源生产很多是自动运行的，它不需要人老在那去盯着，现有的就业吸纳能力不高，再者就是新能源设施都离煤炭从业者现有的活动范围很远，而山西人相对恋家。”贾鹤鹏补充道。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交汇之间，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先有一道需要跨越的心理门槛。

调研中，贾鹤鹏发现公众对融入新能源行业的心态又一次矛盾起来。即便很多人清楚，新能源更有发展前景，却对个人能力和个人前途缺乏信心，也缺乏通过提升个人技能增加适应力的培训机会和积极性。煤炭从业者当中，也更倾向于认为，只有相对富裕的地区才有能力转型，或是其所在企业没有做好应对能源转型的准备。

山西人最了解山西人，一个细节也反映出，高度依赖煤炭的从业者在地域性格中相对保守的一面。

《夜幕将至》剧照

在大同，一位网约车司机和课题组成员说起，10年前，他就买了一辆电动汽车，而当时，大同人普遍不认电车，都说天气冷，跑不了多远，这款电车在大同全市只投放了10辆，还只卖出了7辆。但他算了账之后发现，就算打了折扣，每天续航100公里也够用了，用电比用油省钱，买车还有补贴。他倾向于认为：那些有门路进大煤矿的人总觉得那里旱涝保收，心态更保守，反倒是像他这样没跟煤炭打过交道的人，更愿意尝试新事物，适应变化。

即便如此，前述北大研究的观点认为：明确的煤电淡出时间表有助于从业者做出长期职业决策，包括重新学习技能从而在其他领域就业——这也是“公正转型”的另一项具体工作。

贾鹤鹏期望的公正转型，是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得到保障，大家通过提升认知，以实际行动支持‘双碳’和能源结构调整，而不是因为无法参与其中，被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却在就业和再就业时被挤出。

傍晚时分，山西某矿产以为刚下班的矿工走在回家的路上/图源：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

20年前，贾鹤鹏悲观地认为，中国的高碳能源消费结构难以改变，但2024年，看到新能源汽车月销量第一次超过燃油车，他知道，结构性的改变正在发生，而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不该一无所知，赤手空拳地迎击新的浪潮。

改变群体认知，道阻且长，但武延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希望。

当一位母亲抗拒填问卷，说着“这些政策的事儿，我们老百姓懂什么”的时候，小女孩的一句话让母亲没有转身离开：妈妈，我们科学课学过碳中和。填写途中，母亲又担忧起：少了煤，用电会不会更贵？小女孩先完成了科普：现在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已经很多啦，不用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