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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医院水平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这家又是沈阳最好的大医院之一，尤其是心脏病治得好。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看病。

她也是，从吉林农村带着生命垂危的女儿来做手术，还好命保住了。今天出院。

踩着满地硬邦邦的冰雪走到院子里，我帮她拉开车门，她突然顿了一下，抱住我的胳膊嚎啕大哭，眼泪顺着苍老的皱纹流了一脸。旁边，两位从北京赶过来的记者在拍照。

那一刻，我一边掏出纸巾给她擦眼泪，一边望着天上飞过来飞过去的云，感受着耳边嗖嗖刮过的东北风，想起一些更久远的往事。

整整十八年前，也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同一伙人干过同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把一些名词搅合在一起：

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一个治不起病的女孩，一群身家百亿的富豪，一场搅动整个国家的争论……

而我，是唯一一个穿梭十八年的见证人。

这大概是我的人生至今最奇特的一次缘分。

现在这事情也过了一年了，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一说。

当我比现在年轻十多岁的时候，确切地说是2006年初，我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当记者。

那时候，媒体承担着很大一块社会需求，就像一个综合类的NGO。

穷人得了大病治不起、贫困生考上大学没学费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目的一般不明说：号召社会捐款。

就在那个一月，我先后写了三篇求助类报道，说白了就是募捐。其中一篇，是一个农民工因为被欠薪没钱去医院，他妻子寒冬腊月把孩子生在了大马路上。稿子发出去，读者果然捐了医药费，把生命垂危的孩子救活了。

写得多了，我总结出几条规律：越是本地的，越是“人祸”，当事人长得越好看，越表达将来要回报社会，越容易得到捐助。反之，就很难了。

那天，又一个求助的人来了。我扫了一眼，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个没什么希望的求助对象。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长脸，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西服，有些畏缩地站在我们报社的接待室里。他叫刘福成，是吉林四平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后来我叫他“老刘”。

根据他带来的医院诊断书以及单据，事情是这样的：

他有个十七岁的大儿子，去年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刘帅。可这孩子几个月就被发现明显不对路，吃完奶也哭，脸通红，喘气呼哧呼哧的，明显是难受。经过镇上、市里和省会三级医院的诊断，刘帅很快就被确认为先天性心脏病。

她的病叫“永存动脉干”。简单地讲，就是由于先天发育畸形，心脏大动脉和通往肺部的动脉没有分开，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她很可能一岁之前就死于肺部感染和心力衰竭。每十万个新生儿之中只有三个这样倒霉的。

于是，老刘两口子心急火燎地带着女儿来沈阳看病。他们随身揣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五十三户亲戚、朋友、邻居的名字和借款数字，总额六万二千九百元。这六万多元，刚够刘帅前期的检查费用以及手术费。

当时东北还在下岗高峰期过后的阵痛阶段，穷得很。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还是有很多人一个月只赚几百块钱。老刘一家更是平均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出头，主要来自于他在农闲时干瓦匠活、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报酬。

做完手术，女儿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躺在ICU里每天的检查治疗费就是一千元左右。欠费催款单一张接着一张来了，老刘两口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蹲在病房外头哭。

来我们报社之前，他已经找过一家本地最有名的电视新闻频道，被拒绝——“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太多了”。

说实话我非常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也想拒绝他。

忽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给中国的‘首富’写了求助信。”

那一年，中国虽然总体还很穷，但GDP总额已经是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

社会上也已经有了几份富豪排行榜，有胡润的，也有福布斯的。当时前几名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互联网巨头们大多还没成气候。马化腾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35，马云排在第76，张一鸣大学刚毕业。

当年排名第一的中国首富，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四十三岁的施正荣，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公司总经理，身家186亿。老刘正是在医院里看到我们报纸上一篇关于这位“首富”的报道，才下决心向他求助。

他给我口述了这封信的大意：

“施总经理，我此刻与你联系，就是希望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颗爱心，救救我的孩子……”

“求您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一个农村人，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上哪去弄这么多钱，求您了！……”

“普通老百姓也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报纸上说，他（施正荣）是中国富豪，还说他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

而且，老刘求助的对象不止施正荣一个，还有几个当时如雷贯耳的名字：国美的黄光裕、盛大的陈天桥、联手创业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网易的丁磊、万象集团的鲁冠球！都是这几年被评过“中国首富”的人，个个财产都在上百亿！

一个农民，竟然能想到给中国排名前几的首富求助，还能找到他们公司的名字，用特快专递寄过去？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经过进一步的接触、了解，我才明白：老刘虽然穷，四十多岁了没喝过可口可乐，但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从小被亲朋好友形容为“脑子够用”，考试成绩经常是第一第二，只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才初二辍学。他跟在师傅身边看了几天，就学了一手瓦匠手艺；他甚至一边打零工，一边给长春电影制片厂投过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

这一次，他天天去网吧上网，靠自己摸索知道了这些富豪的名字，查到了他们的公司名字。

一个农民为了救自己重病的女儿向富豪求助，这是新闻吗？报社内部首先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我们社会新闻部的一位副主任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要他写了信，本身就是新闻。”

当时是都市报野蛮生长的年代，报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报纸尤甚。每天食堂门口都贴着告示：今天某篇车祸写得好，奖励一百元；某篇火灾比另一家报纸的少了一个新闻点，罚款五十元……我想，这可能也是报道得以发表的另一个原因。

几天后，我和一个同事共同署名的报道发了，题目叫《救女 穷父求助“中国富豪”》。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风暴。

有人评价：“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

光央视就来了三个节目组，《社会记录》《今日说法》《正在关注》。

从最北边的黑龙江到最南边的海南，全中国几乎每个地区的报纸都报道了“穷父求助富豪救女事件”。这些报道，很多今天在网上还能查到。

吉林的媒体还直接跟我们联动，去了老刘的家。村长说：刘福成夫妇老实忠厚，他们的情况绝对属实。

新浪、搜狐、网易、人民网……都围绕这一事件做了专题，全国网民被搅动起来，在无数个论坛、聊天室甚至百度贴吧里不停地争论。

有人说：你们对这些富豪实施了舆论绑架；有人说：你们把他们架到了“道德烤箱”上。有人说得更直白：“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

我很尊重的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把这件事列进当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热点事件”之一。里面有这样的话：“粗鲁而具有冒犯性的媒体让人人自危”，“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

他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专著《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我后来翻过这本书。

我们也没有时间管这些争论，而是每天都在刊发追踪报道。

我天天追着那几家大公司，打电话问他们：你们收到信没有？是否准备捐款？同时还在报道里刊出那几封信的进度：今天，寄给某某公司的信件经邮政查询已经收到，收信人是……

然后，我再一趟一趟地从北向南穿过城市，顶着风雪去医院和小旅社里找刘福成：老刘，今天咱们写点儿啥？

老刘也真是聪明。每次都能拿出点灵感来：写一封感谢信、写一首诗，帮我们制造新闻。每次我委婉地跟他暗示，需要一些“将来我们一定回报社会”之类的言辞，他都能马上领会到，说得比我想要的还好。

这些操作，我们当然也清楚是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那位新闻学教授批评得很对。

可是，不这么做，问题怎么解决呢？谁来救孩子的命？

那些年，坊间还流传着一句话：畸形的社会需要畸形的媒体。

几大富豪里，我其实认为陈天桥最有可能捐款——这个人年轻、高调，像是会给社会捐款的样子。在电话里，我跟他的新闻发言人聊得也不错。上网查了一下，他居然是从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挖过去的。

最后，还是施正荣的女助理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们捐助两万”。

那一刻就像被两万伏高压劈中，然而是幸福的。这位大姐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出手的还有另外两位富豪：黄光裕派国美的吉林分公司给刘福成一个五千块的红包；刘永行也捐了五千块。

虽然陈天桥没捐让我略失望，但这已经够了。跟几万块钱比，首富们的名字更重要。

医院把刘帅剩下的药费全免了，上了最好的措施最好的药，专门针对她组织专家会诊，还请出了一位老爷子。

这位老爷子已经八十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瘦瘦的。他很认真，对央视记者谈了刘帅的病情，还送给老刘一盒茶叶。

他叫汪曾炜，是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创始人。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眼熟？

对，他的堂哥叫汪曾祺——就你听说过的那个，写高邮咸鸭蛋很出名的作家。

汪曾祺还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我有个堂弟，曾在县立中学踢毽子比赛中得过冠军。常因国文不及格，被一个姓高的老师打手心。后来忽然发愤用功，现在是全国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比我小一岁……”

老刘两口子自然也成了新闻人物。

小旅社免掉了他们每天五块钱的住宿费，还给换了一间阳光很好的大房间；附近一家大学的餐厅经理让他们免费吃饭，想吃啥吃啥。他们俩不敢夹肉菜，只敢夹豆芽。门口摆公用电话摊的大姐说：你们不容易，以前欠的电话费都不用给了。全国各地的捐款纷至沓来，连四平市政府都给拿了五千块。

终于，刘帅出院了。

老刘两口子连哭带笑，我的眼泪也差点出来。第一次看到她，挥动着小手，笑容那么可爱。虽然七十多天没见父母，她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有个小伙，瘦几格拉的，头发挺长，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冲着我乐。

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刘福成大儿子，叫刘丰，特意来接我妹妹出院的。

我和他下次再见面就是十八年以后了。这是后话。

“刘帅现在不到三岁，顽皮可爱，言语清晰、反应灵敏，还能背出十几首唐诗，村里人都很喜欢她。只是身体还弱，经常感冒……”

后来，老刘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在沈阳那几个月是一场难忘的奇遇，说他会一直记得我们几个参与报道的记者。

凤凰卫视把他请去做了一场很大的节目，他专门为此穿上了结婚时做的一套西服。

两年后也就是2008年，他又来了沈阳一次，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家乡人并没有袖手旁观。

沈阳一个很穷的县里有个小老板张总，悄悄给刘福成拿了两万块钱，叫他别跟别人说，这次他们两口子来探望这位恩人。“觉得要是再不说，那我刘福成太没有良心了。”

我跟着他们一起见了张总，得知当时他刚接手这家建筑公司，账户上只有三万块钱，他叫人拿了两万给刘福成。还让刘福成带几个老乡，去他那里当个小包工头。“你也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学习学习怎么剥削剩余价值。”

但在那之后，我就没联系老刘了。离开沈阳去了北京，我也没告诉他新的电话号码。

原因有点可笑：担心自己总跟帮助过的采访对象联系，会让人家不舒服，觉得像欠了你什么似的。

之后，中国仿佛进入了一个加速度时代，发生了无数深刻改变社会面貌和个人感受的大事。仅2008年我亲身参加报道的就有汶川地震、北京奥运……

报纸很快就成了马车一样过气的东西，我任职的那家沈阳都市报最终关门，我们当年发在报社官网上的那些报道，都被雨打风吹去了。到北京这些年，我先后换了六七份工作，如今胡乱写写字，打打零工糊口。

我跟当初采访我的央视一位女编导成了朋友。有一次聊起这件事，我感叹那时候我才二十四岁，好年轻啊。她说：我怎么觉得你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挺油腻呢。我说：答对你们央视，太清纯了不行！

直到2021年末，我有一次去吉林出差的机会，才觉得应该跟老刘一家人联系一下：刘帅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起，当时给刘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跟我说的一句话：这孩子将来心脏一定还会出问题。

先上网搜，我发现刘福成这个名字除了当年的“穷父救女”，没有任何结果。打他当年的手机号码，变成了空号。

这不可能啊，老刘是一个如此聪明的农民，这么多年，他一定能折腾出一些事儿来！最起码也得干个合作社吧？

最后我终于联系到了那个村子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相信他肯定认识老刘。

他果然认识，略带不耐烦地说了一句话：

“刘福成？这人早都死多少年了！”

我站在刘家的院子里，看到一个黑胖黑胖的农村姑娘向我走来，脸上挂着怯生生的微笑。

那一瞬间，恍如隔世。这个胖丫，就是当年那个可爱的小婴儿吗？

老刘的妻子于金霞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流眼泪。十几年没见，她苍老得厉害。

顶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她把我带到一公里外一片白雪皑皑的黑土地，路上翻过一条沟的时候她还摔了一跤。那只是一座小土堆，连墓碑都没有。

“刘福成，冯老弟来看你来了。你说你咋不保佑你儿子呢？你走了这几年，咱们家人口咋就越来越少呢？……”

我一边听着她在寒风里呜咽，一边把从小卖店买的一瓶廉价白酒倒在土堆上，不响。

原来，当年张总没有食言，为了帮助老刘特意在四平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可老刘确实没有文化，搞不来，只能把一个发小介绍给张总，自己继续干小包工头。干了一年，他就把家里的债还清了，还贷款买了一辆手动挡的国产SUV，生活的前景似乎一下子变得很美好。

结果第二年，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突然心梗，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其实说心梗也不确切，因为连尸检都没做。

不管是哪一种死法，他的死都给这个家庭致命的打击。

刘帅本来是个性格开朗的小姑娘，爱唱爱跳，多次扬言等哥哥结婚的时候她要做个现场致辞，“来两句”；每天晚上，老刘陪着她做功课，尤其是作文。一百二十分满分的语文卷纸，她往往能考一百多分。

父亲的死改变了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母亲忙着打工顾不上她，学习再也没人能给她辅导。到初中的时候，她的成绩已经慢慢跟不上了，性格也变得沉默木讷。哥哥先后结了两次婚，婚礼上她都一声不吭。如今她下一步的选择，只是学美容美发还是直接出去打工。

大儿子刘丰离了婚，又做生意损失惨重；于金霞也试图改嫁过一次，结果没成功又回来了……如今，全家深陷贫困，债务缠身。

这么多年来，于金霞把当年的报纸和医院单据非常完好地保留着，却一次都没给女儿看过。在大无语之余，我觉得也不能苛责——毕竟，她是个文盲，连发微信都只能发语音，看不懂文字。

直到我这次来，刘帅才知道自己胸前的刀口居然有这样的来历。

“我以前觉得很自卑，现在觉得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觉得我爸爸真的很厉害。我有这样一个爸爸，挺牛的。”

另外一些人物的命运却不一样了。

这次我顺路去沈阳看了张总。如今他的建筑生意干大了，全国有五十二家分公司，两三万员工。他个人当上了沈阳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还成了我母校辽宁大学的特聘教授！

“我就说老刘家的房子有问题。我们干建筑这么多年的，都知道。”他说：老刘突然去世的原因主要是风水。刘家的院门冲南，正对着大道，院门跟房屋正门、后门都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叫“穿心煞”，人也留不住，钱也留不住。“你现在看，院子大门已经挪开了。那是去年我去的时候发现不对，叫人给他扒了重盖的……”

老刘当年介绍给张总的那个发小还在，已经干到了集团的副总。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啊，有人从山顶掉进了海里，有人从海里登上了高山。

当年那几位首富，黄光裕入狱了，施正荣破产了，鲁冠球去世了……

然后就是2024年1月21日，我正在北京逛书店，接到了于金霞的微信电话。

我一看她的头像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瞬间充满了恐惧：刘帅的心脏肯定出事了。

十八年了，这一次，我们又该怎么办？难道再“绑架”一次富豪？

当年刘帅出院的时候，我就跟老刘一再说过：这种报道不能常态化，全中国的媒体只能这么干一次。第二次再“绑架”，不好使了。

而且确切地说，不是“我们”，只有“我”——老刘不在了，当年的同事们也星散四处。如今还能管这件事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把电话接了。这次跟我联系的是刘丰，他正开着父亲当年留下的那辆手动挡SUV，连夜把妹妹往沈阳拉。还是那家医院。

还是找了个专给外地来就医的穷人住的那种小旅社。十八年过去，小旅社住宿费已经从每天五块钱涨到了四十块；但最后他们好说歹说，又给降到了二十块。

经过检查，为了保住刘帅的命，必须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手术费和每天的检查治疗费，跟当年一样是他们高不可攀的数字。

我先给刘丰打了五千块钱，让他们在沈阳吃饭住宿；然后厚着脸皮又找了张总，他叫儿子加了刘丰微信，打来两万块钱，顿解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接下来几天，我慢慢定定神，一步步琢磨出了该怎么办：刷脸找当地的媒体和外地的媒体朋友，先把“中国首富当年捐助的女孩如今生命垂危”这件事报道出去，再想办法筹钱。

新黄河、沈阳晚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冰点、界面……朋友们陆续伸出了援手。跟十八年前一样，他们有的在沈阳报道，有的去了吉林刘家。我不再是记者，而是受访对象。虽然来采访我的记者都比我至少小一轮以上。

当年的两位老摄影同事给了我几张他们十八年前拍的照片：老刘夫妇蹲在医院病房门口写信的、哭泣的；刘帅手术后出院的，等等。我给媒体们发了过去。

同时我联系了轻松筹，让刘丰写了一些求助的文字。我先看了下，发现这哪里行呢，整个儿写成了一个普通农村女孩的求助，一个字都没提到当年的“穷父求助富豪救女”，那才是你们家最大的资产！

于是我重新写了一篇，用刘帅的口吻，题目就叫《我是一个普通女孩，中国最有钱的人救过我的命，可现在我又不得不向大家求助了》，发给了他。

二月二十六日，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个轻松筹，同时自己捐了两千块钱进去。

这是一次切身感受世态炎凉的过程。之前我发了个朋友圈说要筹款，预热一下。关系最近的、最热心的朋友直接私信问你怎么了，次一些的在朋友圈底下留言问，也明显看得出有些人不想沾边。我都充分理解。

结果大概筹到了两万块钱。一位一直支持我的大哥捐了一千块，那位央视的女编导也捐了两百。还有两个朋友帮我把这条轻松筹转发了微博，阅读量不低。一个叫邹德怀，一个叫胖虎鲸。他们都是百万粉丝的大V，而且粉丝活性很高。

这些钱也就够几天的治疗费，手术费我们还得想办法。焦虑极了，我开始通过朋友联系各种基金会，不用说，最大的凭据还是当年“绑架富豪”的往事。

才过了两天，刘丰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

刘永好基金会的人找到了他，说：明天，新希望集团沈阳分公司的总经理会到医院去看你们：“一定会给你们家一定的资助！”

——首富刘永好还记得十八年前那个生命垂危的农村女孩，记得那五千块钱，然后又从网上看到她在求助，再次伸出援手！

在我看来，这比当年农民找到首富求助还要离奇，还要难以置信。

不禁想起余华的话：“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新希望集团拿了十万块，刘帅的手术费就这么解决了。

手术很成功，三天后就出院。我赶去了沈阳。

要分别了，于金霞突然抱着我的胳膊，在医院的院子里嚎啕大哭，哭了很久。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十八年过去了，又是一个轮回。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我其实也有点想哭，但可能这么多年记者当久了，已经麻木不仁，就只是给她擦了擦眼泪。

刘丰说：这是我妈在这几十天了，天天守着我妹妹操劳熬夜，太操心太压抑了。看到你，一下子爆发了。

后来她接受三联的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一下：“实在太累了。如果没有冯老弟，我们怎么活下来。”

其实我也觉得累极了，当天回到酒店一头就倒在床上。但还得先干一件事：

一个一个私信每个给轻松筹捐过钱的朋友，给他们汇报：手术成功了，你捐助的那个农村女孩已经出院。

有个姑娘说：

“第一次看到帮助过的人有回应，还是蛮惊喜蛮激动蛮感动的。”

“看到达者兼济天下，富人回馈社会，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这件事又一年过去了，我跟刘家人基本没有联系过。

又回到了那种状态：“不要跟采访对象联系，省得像人家欠了你似的”。

这中间也有些朋友听说了，表扬我。我都实话实说：人家刘总和张总才是真英雄，我不过是个敲边鼓的。

其实我特别想去问问刘永行或者刘永好两位先生：你们是怎么看到这条消息的，怎么又想起当年那个小婴儿的？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有一种不由自主想冲上街跑两圈的冲动。似乎事隔了很多年以后，老战友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做了一件事。

就像崔健唱的一句歌词：嘿，老子根本没变！

这期间我有一次去成都出差，特意选择住在新希望集团总部旁边，跑过去站在楼下仰望了一会儿“新希望集团”的大牌子，但没有硬去联系人家。

张总更是一家子好人，但他们父子俩这次对采访基本都婉拒了。我也能理解，而且太理解了。

如今这年头，有些事无须说得太清楚。我就当我们心照不宣，只是偶尔给他的朋友圈点个赞，还不敢点得太频繁。

我在微信里问了下刘丰：你妹妹怎么样？出去打工了吗？

他说：心脏还行，这几个月都没用过起搏器；但她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一次总得打几天吊瓶。我们就哪也没让她去，在家养身体。我妈前几天骑电动车腿摔成了粉碎性骨折，我这边经常有债主……反正，还是挺难的，精神压力很重。

他在南方跑运输，整天帮人把汽车从这里运到那里，一看也是整天疲于奔命的样子。

如果刘帅再有下一次怎么办？还指望社会帮助吗？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吧？

可是这样的机率很大。万一……又该怎么办？

去年刘帅出院以后，刘丰给我发来两张照片。原来三月三号是刘帅的生日，吃蛋糕的时候他给拍了两张，发过来说：感谢冯叔，没有你我妹妹过不上这个生日。

我回了两条语音，大意是让他平时跟刘帅多教育一下，会说点话，办点事。社会帮助了你们，不图你们回报，但需要你们会表态。这样将来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不然的话压力会很大。

他马上回我：冯叔你说的有道理，我明白你是为了我们好。我平时多教育教育她。

其实我心里还是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