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落马官员相关内容呀，没有这些信息我没法准确写出背后“政治骗子”的描述呢。

4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效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通报称，张效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通报还指出，张效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官迷心窍、利令智昏，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

无独有偶，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李刚，同月亦因同样问题被通报。

近年来，多名省部级高官在通报中被点名“结交政治骗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结交政治骗子的本质是政治投机，根源在于扭曲的权力观与失守的政治理性。政治骗子正是精准捕捉到这类心理，通过营造神秘身份、夸大关系资源，伪装成“能人”，以更隐蔽灵活的方式渗透官员圈层，形成灰色利益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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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骗子”的骗术

在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特定用语前，“政治骗子”一词多见于反腐专题片中。2023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严厉打击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再次提及“打击政治骗子”。

同月，修订后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下称《条例》）新增了关于结交和充当“政治骗子”的处分规定，这是相关内容首次被正式写入党内法规。

《条例》明确，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参与《条例》修订工作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相关人员在解读时指出，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今年2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中，“严惩结交政治骗子行为”再被强调。

就何谓“政治骗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在2023年指出，“政治骗子”指自称系领导干部亲友、同学、秘书、智囊等特殊关系，其真实身份大多没有正当职业、以招摇撞骗为业的骗子。

他们的骗术并不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类人群通常冒充领导干部或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或伪造与高官的合影，或谎称“上面有人”，以此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声称可以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借机行骗。

反腐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就披露了只有中专学历的李全，把自己包装成“领导同志身边的高级智囊”，蒙骗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长达20年，并借机谋取土地开发、诉讼协调、亲属就业等大量利益的故事。

这并非个案。出身农村、仅有农校学历的何清帆，凭借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的照片，假称是 “省部级领导的女儿”，成功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曾任呈贡区公安分局局长的肖为民手中骗取5.3亿元项目。

更有甚者，一些政治骗子直接冒充“京官”。2010年到2013年，“无固定职业者”赵锡永假冒“国务院研究室司长”，以调研之名四处招摇撞骗。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仅陪同出席招商会，还聘其为政府顾问。当骗局败露时，涉事机关、企业甚至都不敢承认自己受了骗，连称“没遭受什么损失”。

此外，不少政治骗子还打着“消灾避祸”的幌子行骗。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 “后来专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这个人就是兰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丢人。”虞海燕在忏悔时说。

在专家们看来，政治骗子的伎俩大多拙劣。孙大伟指出，这些骗术甚至“一眼假”，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本应具备基本识别能力，但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作祟下，宁愿铤而走险；或在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自我安慰下，逐步放弃了警惕，任其摆布。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政治骗子，政治掮客同样需要高度警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强舸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相比纯粹伪装的政治骗子，政治掮客通常拥有一定真实背景，能够兑现部分承诺，借此寄生于官场运作体系之中。二者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官场心理与政治生态，活跃在人事变动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2023年刊发的《江西贯通融合办案整改治理 铲除“政治骗子”生存土壤》一文中，就介绍了上饶市原副市长祝宏根，余干县原县长江忠汉，均在换届期间被利用索财，最终被空头承诺所骗的经历。

至于行骗手段，警示片《围猎：行贿者说》也有披露。水电十四局安装公司的普通技术员白建丽通过互联网和报纸，搜集了云南省领导干部简历和省管干部任免职公示资料，在与人交往时侃侃而谈相关领导的履职、任职等情况及共事细节等，以彰显自己与领导关系亲近骗取他人信任。

“政治骗子”的成因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滋生政治骗子的内因。说到底，是信仰迷失、精神迷失。”孙大伟指出，同时也反映了地方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尤其是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公正、不科学，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锐在《“政治骗子”的成因及治理之策》中分析，当前个别地区党政主要负责人独揽大权、任人唯亲，造成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谋求升迁而被迫“攀关系”“找门路”，使得“政治骗子”有空可钻。

此外，组织部门与纪检部门考察机制的脱节，也曾为政治骗子提供可乘之机。强舸指出，过去一些能力突出但廉洁性存疑的干部仍能获得提拔，埋下隐患。近年来，通过完善考察程序、强化集体决策，这一问题正在逐步修正。

地域与历史文化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指出，以云南为例，当地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的特点，反映到政治文化上，一些党员干部有“天高皇帝远”的政治潜意识。这种“边缘政治”和信息不对称也给“政治骗子”提供了运作空间，一些“政治骗子”利用干部攀附心理搅动地方政治生态。

值得关注的是，结交政治骗子的官员中，不乏高官。在专家们看来，高官结交政治骗子并不意味着骗术“升级”，也不一定是对风险毫无察觉。孙大伟认为，不排除部分高官在权衡得失后，采取了放任甚至默认的态度。

强舸进一步指出，高官多出于巩固地位、谋求更高政治利益的目的，虽政治敏感性较强，但受高额利益预期和侥幸心理驱动，会有意容忍甚至利用骗子；而低层级官员因资源匮乏、缺乏安全感，更倾向于将骗子视为突破现状的跳板，心态更为急迫而盲目。“并不都是轻率决策，可能这些资源和利益本身就是非法所得，在‘成则得利，败亦无碍’的心态下选择投机。”

如何防治？

专家指出，治理“政治骗子”，需从制度设计、机制完善与政治生态净化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形成系统治理格局。

准确识别与依法认定政治骗子，是治理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识别难、认定难成为主要障碍。虽然《条例》已将结交或充当政治骗子的行为纳入党纪处分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中，约束力仍显不足。

强舸指出，大部分政治骗子并非党员或公职人员，超出了纪检监察机关的直接管辖范围。理论上，这部分群体应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置，但因其行骗手法多以夸大其词为手段，隐蔽性强，且造成的实际损害短期内难以量化，导致司法机关在危害显现前难以依法干预，形成“事前难防、事后难究”的困境。

强舸调研了解到，有地方官员为自称能帮忙争取国家项目的“高层领导”安排豪车宴请，并陪同其数日考察、游览。“一段时间后，官员们发现许诺事项没有落地，但未涉及直接权钱交易，造成的损害也没有达到可以依法定罪的量刑，最终难以认定，不了了之。”

更为复杂的是，受骗官员往往羞于报案。强舸指出，官员与政治骗子间的交易上不了台面，即便官员们事后意识到被骗，也多选择“破财免灾”，很少主动承认被骗，遑论报案追责。

这种出于自我保全的纵容，也为查证结交和充当政治骗子增加了难度。冯志礼也指出，在查办相关案件过程中，受骗的领导干部大多不愿意主动提及被骗，而证实被骗行为有时也需要“政治骗子”出面作证，导致在实践中一些骗子没有被及时追责。

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制度创新以破局。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于2023年出台《关于健全惩戒治理防范机制坚决打击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的意见》，通过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的线索双向移送、重大案件会商分析等机制，及纪检监察与公安机关的“双专班”办案模式，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问题线索进行大清仓、大起底。在案件查办中，加强骗术手段的分析与公开曝光。

在治理策略上，强舸建议，应从司法层面进一步探索和细化对非党员、非公职人员政治骗子的规制。他指出，与其将治理重点放在打击政治骗子上，不如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规范与不明身份人员的接触， “干部警惕性提升，骗子自然失去生存空间”。

同时，强舸也提醒，在招商引资、争取项目等正常公务活动中，与陌生人员的初步接触不可避免，且多为公开透明。一旦识别出可疑人员并及时中止交往，应视为合规操作。“否则，简单归罪会导致执纪执法失衡，破坏正常公务交流环境。”

他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央及有关部门在推进信息公开、加强透明度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各类项目信息、机构人员名单可以便捷查询。干部们可通过官网查验、电话核实等基本程序，有效识别风险。“归根结底，真正廉洁自律的干部，不会被所谓‘背景’轻易打动，即便在初期接触中也能保持警觉，避免深度卷入。”

然而，打击政治骗子、提升干部防范能力，仅是治理的一部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清除政治骗子赖以滋生的关系网及其背后的利益土壤。孙大伟指出，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严肃查处个案，也要彻底打破隐藏其后的利益链条和权力纽带。“应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净化政治生态，有助于从根本上铲除政治骗子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