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新加坡是由莱佛士爵士于 1819 年建立的，并非某个人的“创建”。

新加坡在独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素质，推动各领域的进步。如今的新加坡以其高效的治理、先进的科技、多元的文化和美丽的环境而闻名于世，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榜样。

本周六，新加坡将举行大选。4月30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次子李显扬在《纽约时报》发表客座文章《我父亲创建了新加坡，他不会喜欢它现在的样子》。李显扬认为新加坡执政党已失去了初心，统治精英脱离现实，新加坡曾引以为豪的高效廉洁形象岌岌可危。

李显扬在《纽约时报》发表客座文章截图。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编译：

我的父亲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在担任总理期间，他以强硬的统治带领国家度过了建国后的最初31年，开创了一种被一些人称为“仁慈专制”（benevolent autocracy）的政体。

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剥夺了人民的一些基本自由。在我父亲的领导下，该党也致力于确保共同繁荣、廉洁政府以及可负担住房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新加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一片稳定、繁荣和高效的绿洲。

如今，这种光彩正在逐渐褪色。

自1959年以来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今已不再履行对人民的义务。与此同时，新加坡近年来出台了压迫性的法律，变得越来越专制。新加坡仍然专制，但已不再是我父亲所设想的那个仁慈的国家。

本周六，许多新加坡人参加国会选举投票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如今，许多人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主要惠及富人、执政党成员及其亲信的国家。

我崇敬父亲，一直想相信他的理念。但就连我也意识到，“仁慈专制”不过是神话。新加坡人需要也应该拥有更加开放、更负责任的政府，拥有真正多党民主、有强大反对派的政府。

一次简单的家庭纠纷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的父亲直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颇具影响力，在他的政治生涯和退休期间，他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住在我们家的老房子里。他关注的是新加坡和人民的福祉，而不是自我膨胀，并曾说过，他希望在去世后将这栋房子拆除。

我和姐姐都想实现这个愿望。这导致我们与哥哥李显龙产生了矛盾。李显龙担任总理长达20年，直到去年才卸任，至今仍是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这栋房子对他和执政党都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它至今仍屹立不倒，这违背了我父亲的意愿。

这场争执本应只限定在家庭范围内。结果，我和妻子、儿子却面临着法律报复。2022年，由于担心被捕，我和妻子离开新加坡前往英国，我们在那里获得了庇护，至今仍生活在英国。

我父亲是新加坡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塑造出来的一代人。他认为，新加坡在1963年脱离英国实现完全独立、两年后又与马来西亚痛苦分离，以及新加坡在冷战时期作为一个多种族、资源匮乏的小型城市国家崭露头角之后，国家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治理方式。

他以高标准要求官员，不达标者免职。他广泛接触新加坡民众，倾听他们的心声，随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自己的做法。

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现在的统治精英已经脱离了现实，新加坡引以为豪的高效廉洁治理的声誉正岌岌可危。

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其部长的薪酬位居全球最高之列，有助于防止官员腐败，确保政府治理质量一流。新加坡在腐败认知指数方面仍然表现良好，但认知滞后于现实。近年来，一系列丑闻牵涉到政府部长、执政党政客以及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

《经济学人》于2023年发布了受裙带资本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指数，新加坡位列第四。多起案例表明，由于新加坡精心打造的廉洁形象，它已成为寻求洗钱、逃避国际制裁或以其他方式逃避金融审查之人的首选目的地。

对普通民众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财富分配不再公平。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超级富豪的游乐场，并经常被评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提供价格低廉、质量上乘的公共住房曾是新加坡的骄傲；而如今，许多民众却找不到负担得起的公寓，或者面临来自外国人的就业竞争。公共交通故障、洪水泛滥和数据泄露等问题加剧了人们对政府能力下降的担忧。

与此同时，政府近年来加倍推行专制，出台了压制性强且过于宽泛的法律。这些法律被描述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或打击虚假新闻的必要措施，但却为政府提供了更多压制异见的工具。如同我父亲时代一样，政府继续利用警方调查、诽谤诉讼和其他法律手段来恐吓政治对手、民间社会团体和其他批评人士。今年2月，选举在即，法院裁定反对党领袖普里塔姆·辛格在议会调查中作伪证，但他本人否认。

由总理黄循财领导的政府不可能在此次选举中倒台。人民行动党在议会93个民选席位中占据83席，牢牢掌控着国家权力机构和媒体。新加坡的选举并不自由公正。批评者指出，选区边界在最后一刻更改是选区划分不公的迹象。短短九天的竞选期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使反对党处于明显的劣势。

在2020年的选举中，执政党赢得了61%的普选票，这是历年来执政党表现最差的一次，而工人党则获得了10个席位，创下了反对党的最高纪录。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渴望变革。从那以后，公众潜在的担忧愈演愈烈。

新加坡人民理应拥有一个开放、负责的政府，并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拥有更多发言权。真正的民主也将有助于新加坡更具韧性，抵御世界分裂带来的挑战。就连我父亲也预言，人民行动党下台的那一天“必然会到来” 。

尽管新加坡的体制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但显然，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掌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或许说得最精辟：“李资政为新加坡带来的廉洁与高效，恐怕将随他一起进入坟墓。”

不幸的是，这一预言已然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