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明确一下具体的环境变差的情境呀，比如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还是其他特定方面的环境变化呢，这样我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描述呢。

假设是环境污染导致一些传统行业难以持续，人们不得不转向二代产业：

在如今环境急剧变差的大背景下，许多传统产业遭受重创。曾经赖以生存的行业因污染问题逐渐式微，人们无奈之下，只得投身于二代产业。那些曾经在蓝天白云下辛勤劳作的人们，如今不得不面对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和污水横流的场景。他们咬咬牙，学习新的技能，踏入陌生的领域，只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寻得一丝生机，开启人生的新征程，成为了不得不做二代的勇敢者。

文｜西坡

上一篇文章发出之后，一位朋友跟我讨论二代这个现象。我突然意识到，二代的泛滥，其实是环境变差的结果。我有点后知后觉了，但想一想，非常合理。

朋友是在南方一家研究所做科研的，2000年左右上的大学。这个时间点是重要的。专业就不说了，叫他A师吧。

A师回忆，上学的时候，同学里边二代并不多。学而优则仕是有的，家里提前给规划了道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但是大部分同学，所学专业和父辈的专业是不同的。

当然，那个时候全民的整体学历水平还非常有限，很多大学生的父辈就是普通的农民或工人。还得换个角度去观察。

A师是个有心人，他记得上学的时候，本院系领导和老师们的孩子，也大都不是二代。“那些年的专业和职业选择非常丰富，不管父母教的是啥，子女学啥的都有。”

但是近六七年以来，情况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A师的身份已经从学生变成了带学生的老师，他发现周围同事的孩子，大部分都学的本专业。

我在脑子里回顾了一下这几年的新闻和舆论，发现很多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门道。那个被说了无数遍的“卷”字，突然变得具体起来。

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先有楼台。在整个高考史上，“老三届”的含金量是最足的，因为那时候从老师到学生，所有队伍都是从头重建的，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随着教育体制的正规化、完善化，逐渐有一批人，准确的说，是有一批家庭，进入了教学、科研和资源分配的中心位置。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批人全部否定，因为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人家也出了很大的力。

在整个社会处于扩张区间的时候，这其实还不太成为问题。比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矛盾的主场还在农村，三农问题牵引全社会的目光。现在想想仿佛前世烟云，其实不过二十来年。

那个时候当然已经有先知先觉的人，开始培养二代了。但许多新兴行业方兴未艾，社会思潮是进取的，文化是蓬勃的，二代们也不甘于做二代，他们还想着把一代拍在沙滩上呢。

而随着整个社会从扩张区间进入收缩区间，一代和二代们渐渐意识到，还是子承父业靠谱。

2010年代后半期往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阶段结束，剩下的就是小火收汁。和国际接轨的进程，也渐渐宣告结束。

别人有的，我们都有了。别人会玩的，我们也大概都会玩了。蓝海开拓殆尽，一片一片都开始变成红海生存模式。

这个时候，一代们对子女们说，你复制我的道路，我有一手的经验，我也有现成的资源。你不愿意走也行，你满世界去看看，为了那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几千几万人挤破了头。

二代们一看一想，得，听他的吧。干啥不是干呢，要啥自行车。

前景的不确定，倒逼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的人，抓紧利用现成的资源，完成竞争优势的代际传递。这和动物界、植物界的生存游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当然，这种集体选择倾向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环境变差，二代们只能安于做二代，但那些没有一代可以依傍的准一代们，就要面临双重损失了。总的机会缩减，现有的机会还要面临更不公平的竞争。

考虑到这些，我更能共情现在的年轻人了。因为那些发出哀嚎的，正是双重受损的这一批。

虽然我还是想跟他们说，不要把对环境的分析批判和自我成长混为一谈，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我们无法等到社会变好再开始生活，即便在不公平的条件的，依然要自己动手找到向上攀爬的阶梯。但我此刻更能理解很多人心里的苦闷了。

我还想跟那些有一代的二代们和有二代的一代们说，那些你们看不见的人，依然存在，那些你们听不见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不仅是竞争者，也是所有人的机遇和道路。

人类是生物，但不应该仅仅是遵循适者生存模式的普通生物。河狸都知道建造水坝来为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人类，尤其是自诩为精英的那部分人类，要学会为自己栖居的环境负责。

总要有人为整体和长远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