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文悼念约瑟夫·奈。约瑟夫·奈在国际政治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影响力深远。学院以庄重的态度缅怀这位杰出学者，他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的理解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他的离去是学界的重大损失，其对全球政治格局的洞察与分析，将长久地铭记在人们心中。肯尼迪学院的悼念，彰显了对他学术成就的敬重，也激励着后辈学者继续在相关领域探索前行，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与理念。

当地时间5月7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发文宣布哈佛大学杰出服务、名誉教授约瑟夫·S·奈逝世，享年88岁。约瑟夫关于国际关系中权力本质的思想影响了几代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文中指出，约瑟夫在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六十年间，提出了软实力、巧实力以及新自由主义等概念。1964年，他刚获得博士学位就加入了哈佛教职，并逐渐成为推动现代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于1995年至2004年间担任该学院院长。

约瑟夫还将自己的思想付诸政府实践，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重要的美国国家安全职务，并领导了一系列跨国政策组织，比如他参与创立的阿斯彭战略集团。学术严谨、积极参与以及亲身参与的政府服务经验，为他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见解。

最熟悉他的人都记得，约瑟夫是一位无比友善、慷慨的同事和朋友。他深爱着妻子莫莉（莫莉于去年12月去世），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和九个孙辈。

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杰里米·韦恩斯坦在给学院社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缅怀约瑟夫，他说：“乔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富有远见的院长，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导师。即使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这样历史底蕴深厚的地方，乔也是一位变革性的人物。他帮助这所学院建设成如今的模样，同时也革新了国际关系领域。所有有幸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人都受益于他富有远见的领导。”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梅根·奥沙利文称约瑟夫为“一位珍贵的朋友、一位非凡的学者、一位令人珍视的老师和导师、一位永不放弃的乐观主义者，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伟大构建者之一”。几十年来，约瑟夫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善良的品格，为哈佛和贝尔弗中心的课堂、研讨会和走廊注入活力。他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权力、领导力和外交的理解。他的存在改变了所有有幸认识他的人。很少有人能在世界和身边的人心中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很少有人会像他一样让人如此深切地怀念。

约瑟夫在1989年至1993年间领导贝尔弗中心（当时名为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在那些年里，该中心就冷战结束后前苏联核武器管控松懈所带来的威胁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这项工作直接影响了美国防范“失控核武器”危险的政策。后来，约瑟夫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核不扩散政策，之后又担任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香港科学研究院创院院长、约瑟夫的终生挚友兼钓鱼伙伴格雷厄姆·艾利森表示：“乔是哈佛大学、香港科学研究院和贝尔弗中心的中流砥柱。他热衷于推动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发展，探讨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问题。他最为自豪的是，无论是在理论上（作为‘避免核战争’项目的联合主席）还是在实践中（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都为防止核战争做出了贡献。他不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值得信赖的兄弟，我深爱着他。”

罗伊和芭芭拉·古德曼国际关系与安全实践教授、前职业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说：“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约瑟夫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致力于成为一名服务型领导者。我们成百上千人都把约瑟夫视为不可或缺的导师。他是肯尼迪学院和我们生活中的一位巨人。我会怀念他敏锐的才智、极大的热情、幽默以及我们之间的友谊。”

在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期间，约瑟夫致力于增加学院女教师的数量。他还创立了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这是学院十几个研究中心之一。

前院长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称约瑟夫“既是一位伟大的人，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还说：“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约瑟夫对于将公共领导力的教学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支持女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并且拓宽了我们的使命，从改善政府到通过公民社会和企业来促进公共利益。约瑟夫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和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持久且意义深远的积极影响。”

接替约瑟夫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的大卫·埃尔伍德教授说：“约瑟夫·奈是一位极为罕见的人物。他是一位学者中的学者，他的工作为一代人的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了贡献。他弥合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约瑟夫·奈于1937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小镇长大。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作为罗德学者在牛津大学学习，最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4年，他加入哈佛教职，开启了与这所大学长达六十多年的缘分。他很快便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20世纪70年代，约瑟夫试图解释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组织等新力量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正如他在1977年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所说，他提出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分析”框架。这本《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常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础。

约瑟夫并不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个标签，他更愿意称自己为自由现实主义者。但他也认为一般的标签并无助益，他在2017年接受《哈佛公报》采访时说：“我认为，用理论范畴给人贴标签会阻碍思考，而不是促进思考。”

约瑟夫的“软实力”理论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如果说他早期的著作试图解释相互依存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那么软实力则分析了全球实力本身的本质。用最简洁的话来说，正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所写，这个理论的观点是“如果你能让别人想要你所想要的，你就可以减少使用大棒和胡萝卜（即武力和金钱的手段）” 。

在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时候，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美国持久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约瑟夫在接受《哈佛公报》采访时说：“我审视了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然后我意识到，还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那就是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而不是通过胁迫或金钱来实现目标的能力。”

约瑟夫的观点有助于突显一个国家的文化或公民社会的力量，并且对于理解衡量国家实力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不仅仅是陆军师和航空母舰）至关重要。

直到生命的最后，约瑟夫一直积极写作和发表评论。他继续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并警告说美国的软实力正在被浪费。

约瑟夫在最近的一次政策广播采访中说：“你上任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从北约盟友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不管怎样都要这么做；或者你说要夺回巴拿马运河，这再次唤起了拉丁美洲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疑虑；或者你废除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机构通过援助让美国人看起来更友好。这些举动基本上表明，你压根儿不是在考虑‘美国优先’，而是在推动‘美国孤立’。”

但他最终仍然相信美国吸引力的持久力：“人们能够站出来批评政府，而且批评的声音能够被自由的媒体报道出来，这吸引着国外的人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所以从长远来看，我对美国的软实力持乐观态度，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强的韧性。”

正如他在上个月的另一次采访中所说：“这是一段糟糕的时期，但我认为我们会挺过去的。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就像我在回忆录的结尾写的那样，‘我仍然怀有一丝谨慎的乐观’。这种心态虽然正在变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