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位女子遭遇了极其惨痛的经历。她无辜被造黄谣，这一谣言如同沉重的枷锁，将她的生活彻底打乱。因这莫须有的罪名，她失去了工作，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婚姻也在这无尽的痛苦中走向破裂。最终，尽管她获得了道歉，可那些伤害却已无法挽回。她的人生被这恶意的谣言彻底改变，那失去的工作、破碎的家庭，都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这警示着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和谐、真实的环境中生活。

2022年7月17日，炎热夏日的一个工作日，南宁90后女孩苏雨晴（化名）不慌不忙地来上班，看到手机上添加好友的申请，她以为新客户找上门，痛快地点击了通过，可是却收到一条条露骨的信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好友申请已经有近两百条，她脑袋“嗡”地一声。

失业、抑郁、离婚……接下来的三年，仿佛被乌云笼罩，但她一直“死磕”，从未妥协。她的目的很简单，揪出造谣者，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三年维权之路，她走得很艰难，但她仍在坚持着，等待一场真正的胜利。

漫长的“取证”

一切都因为一张被恶意篡改的照片改变了。

叮叮叮……验证消息持续不停，其中有一条留言称有“重要东西”要给她看。苏雨晴谨慎地同意了这条申请。对方发来一张国外社交平台网站“推特”的截图，上面是她的私人照片：一张自己从未发表过的个人照，身着长袖长裤，坐在公共区域，却被恶意裁切画面，附上低俗文字和联系方式，在社交平台“求约”。

苏雨晴意识到自己被造谣了，震惊又气愤。她立即关闭微信好友申请权限，并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但由于涉事平台为境外网站且证据不足，民警回复无法受理立案，她只能另寻办法。

她托朋友注册了该社交网站的账号，通过检索找到造谣者黄某的推特账号，看到其主页发表了大量低俗动态，并把对方个人主页和造谣帖子完整截图、录屏。

经过分析，苏雨晴认为造谣者在国内肯定有实名注册的账号。通过在国内平台上搜索类似信息，她定位到一个与造谣者高度相符的账号。于是，她与朋友“投其所好”，私信造谣者与其进行互动，以想进一步认识为由获取了对方的微信号。“就这样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揪出这个造谣者，似乎近在眼前。”但要想确定他是谁，需要漫长的等待。

一面是苏雨晴绞尽脑汁寻找造谣者，一面是谣言不受控制地传播着，“谣言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渗透到了她的日常生活。周围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她的焦虑也一点点蔓延开来。

事情发生一两个月后，甚至有同事当面调戏她：“你身材真的挺不错的，晚上下班有没有空？”她一步步陷入自证的漩涡，变得焦虑难安，不想出门、不愿见人，微信好友从一千六百多人删减到仅剩两百人。

苏雨晴的病历 受访人提供

2022年10月，苏雨晴确诊为中度抑郁，并很快转为重度抑郁。从此，她只能借助服用安眠药入睡，又常常因为噩梦惊醒。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波及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最终，她选择离婚。而由于工作状态差，她选择辞职，加上辗转多地进行心理康复咨询和并发症治疗，花费不菲，最后，她因无法承担房贷而失去房产……

但她没有投降，顶着崩溃，咬着牙，继续联系造谣者。她思考着如何快速确认对方身份信息：一般情况下，身份证会在大额交易、交通出行、外宿酒店时使用，而对这一类常在互联网发布“色情邀请”的人而言，最可行的方法就是约对方开房时获取信息。

于是，苏雨晴专门混入与造谣者相关的圈子内，忍着恶心在群聊中学习他们的话术，并刻意把控着与造谣者的聊天频率，小心翼翼地不让对方怀疑。

近一年的“钓鱼”取证，苏雨晴终于等来了机会——2023年5月8日，造谣者主动发出见面邀请。她约见对方在酒店“开房”，与酒店确认其已办理入住后，便立即联系了派出所民警。这一次，警方成功掌握了造谣者黄某的真实身份信息。

“三百天后，我等来了一份治安调解协议书。”2023年7月15日，派出所的民警通知苏雨晴去做调解，在调解室里，她此生第一次见到黄某，是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他造我的谣，竟也没有认出我。”

黄某承认了网络造谣行为，签署调解书承诺公开道歉及赔偿苏雨晴20万元。然而，黄某没有履行调解义务，随后被南宁兴宁公安分局依法处罚：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苏雨晴在调解室里与黄某见面 受访者提供

“死磕”的日子

善意的原谅，并没有赢得善意。“我不该同意调解，他并不是真诚道歉，我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苏雨晴一纸诉状，将一直不履约的黄某告上法庭。

2024年5月，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对该人格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某在推特、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苏雨晴照片及微信名片，并散布不实信息，构成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法院判决黄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以上报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苏雨晴20万元。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没想到，噩梦再次侵袭了她。

一审判决后，黄某以“经济困难无力履行”为由向南宁中院提起上诉。“他上诉的时候做了很多假证据，对我进行了二次造谣，非常恶心。”得知对方上诉的消息，苏雨晴情绪崩溃。“这是我这三年中，最痛苦的时期，对方竟可以昧着良心继续造谣，不知悔改。”

身心俱疲的她，一度想悄悄离开这个世界，幸好被路人救下送往医院。前夫知道后，想要带着女儿来看她，她拒绝了。“我不想让女儿看到这样的我，也是因为女儿，我决定好好地活着，和那个人继续‘死磕’。”

2024年8月，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黄某在15天履行期内仍未履行义务。随后，苏雨晴依法向兴宁区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12月26日，黄某终于刊登致歉声明。

黄某发布的道歉声明 受访者提供

这是一封迟来的道歉信，尽管是强制执行，但也让苏雨晴好过了一些。“从那以后，我的病情也开始好转，慢慢断掉了安眠药以及抗抑郁的药物，现在完全不用药了。”她渐渐好起来了。

2025年5月，苏雨晴收到了法院强制执行终本，仍未收到黄某任何赔偿款。2025年7月15日，执行法官通知苏雨晴，黄某已被拘留十五日。执行法官转告苏雨晴，黄某想和她执行和解，答应后续会每个月赔偿1000元，直到满足20万元赔偿款。

“每月1000元达成20万的数额，需要16年半，真的很好笑。”苏雨晴这次没有同意，“对于20万的赔偿款，我不抱有希望，我失去的何止20万。”未来，她还打算以拒执罪进一步诉讼黄某。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会照顾好自己，努力生活。”2025年7月17日，是事件发生的三周年，她开心地告诉记者，要小小“庆祝”一番：她为自己买了鲜花，和律师一起吃了晚餐。

一审判决 受访者提供

“苏雨晴”们该如何反击

在这三年间，也有很多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女生联系上了她。她们大部分都因为不知晓造谣者的真实身份，而无计可施。“最难的就是搜集证据，而且需要完整的证据链，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太难了。”苏雨晴说。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巩晶晶坦言，网络造谣的维权难点主要有三点：证据灭失快，网络信息容易被删除或篡改；身份隐蔽，造谣者可能使用匿名账号；一旦在境外传播，还存在跨境执法难，国内警方直接管辖受限。

那么，“苏雨晴”们该如何维权呢？

第一步，固定证据，以截图、录屏的形式保存谣言内容（包括发布账号、时间、转发情况等），同时通过公证（如线下公证机构或线上平台“权力卫士”等）、区块链存证方式保全造谣内容，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二步，提供证据，向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平台同步屏蔽关键词、断开链接。若平台怠于处理，可寄送律师函；第三步，报警处理；第四步，以名誉权、隐私权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若无法确定造谣者身份，可先行起诉平台要求披露用户信息；若符合诽谤罪立案标准，可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若情节特别严重（如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可向公安机关控告，追究刑责。

“在国外平台被造谣，维权难度相对比较大。”巩晶晶表示，但可委托律师向境外平台发送律师函，要求配合提供造谣者身份信息。若平台有中国代理方，受害者也可向国家网信办举报。网信办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约谈，要求技术屏蔽该帖传播，同步配合提供造谣者身份信息。

如果在国内平台被造谣，巩晶晶建议受害者与平台直接沟通，要求进行断开链接、删帖等操作。若平台怠于处理则可直接通过民事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等相关法律，起诉平台向法院申请调取造谣者注册信息。“这需要受害者提供初步证据，如账号截图等。”受害者也可在起诉平台后，委托律师持法院调查令向平台或运营商调取身份信息（如IP地址、注册手机号等）。

“根据不同的法律依据，造黄谣可被追不同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侵权、行政处罚、刑事责任。”以刑事责任为例，巩晶晶表示该立案标准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或转发500次以上；或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

有人说，苏雨晴三年维权堪称“教科书式”的反击，而她却说，“哪有什么教科书式的维权，全是被逼无奈。”直到现在，苏雨晴仍然不知道，一个陌生人是怎样拿到她的照片，获取她的信息，又为何造她的黄谣。

“这三年，我其实也不清楚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但我想看到造谣者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苏雨晴说。

潮新闻记者 贾晓雯 实习生 戚张涛 余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