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官员称特朗普关税计算采用了其研究，然而却出现了大错特错的情况。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产业，但在计算关税影响等方面却出现了失误。该前财政官员的研究本应为决策提供准确依据，却被误用或误判。这不仅反映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混乱与不严谨，也可能对美国经济及全球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其背后凸显出在国际贸易决策中，精准的经济数据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们究竟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巨额税率的？"

4月7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布伦特·奈曼（Brent Neiman）在《纽约时报》发文，批评特朗普政府引用其学术成果计算所谓“对等关税”，但计算结果是完全错误的。

“错得离谱。我从根本上就不认同政府的贸易政策和方法。”

“But it got it wrong. Very wrong. I disagree fundamentally with the government’s trade policy and approach.”

文章中，奈曼用三个问题和三个否定回答直接指出，白宫公布的“对等关税”政策方法错误、公式不通、数据荒谬，强烈希望彻底废除“对等关税”的政策。

通过“对等关税”消除贸易逆差

是个合理目标吗？

不是！

“我们先来说最大的错误。”

“政府设定‘对等关税’，是以理论上消除与每个贸易伙伴之间的逆差为目标。这是个合理的目标吗？”

“不是。”

奈曼指出，两国之间出现贸易不平衡，原因很多与保护主义无关。比如，美国人买的斯里兰卡产衣服要比斯里兰卡人买的美国药品和燃气轮机多，这种模式反映了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贸易逆差并不能说明，更不能证明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他还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对此的幽默解释：

“我和我的理发师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因为他从来不买我的东西。”

“I have a chronic deficit with my barber, who doesn’t buy a darned thing from me.”

索洛先生跟他的学生肯定也存在长期顺差，但这些不平衡并不能说明理发行业或高等教育中存在贸易壁垒，更无关个人财务状况。

Mr. Solow also surely ran a chronic surplus with his students, and these imbalances reveal nothing about trade barriers in hair care or higher education, nor would they speak to his financial health.

“对等关税”能实现

消除贸易逆差的目标吗？

不能！

“就算我们承认特朗普总统消除所有贸易逆差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的破坏性有多大，那这些‘对等关税’就能成功吗？”

“答案还是不能。”

奈曼表示，政府的关税计算公式错误地假设了对某一国家加征关税不会影响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也忽略了它对美国出口的影响。这种假设或许对一个小型贸易伙伴还说得过去，但对上周那一轮大规模关税行动来说，就完全行不通了。

比如，对日本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就可能导致对墨西哥的进口需求增加，反之亦然。

A large tariff on Japanese auto parts could cause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imports from Mexico and vice versa.

而且，这些关税显然会引发报复，并可能推高美元汇率，这两种情况都很可能抑制美国出口。

And the tariffs clearly invite retaliation and may over time increase the dollar’s value, both factors that would most likely depress US exports.

计算出的关税税率对吗？

不对！

“就算我们承认政府的目标，同时忽略关税计算公式的缺陷，那么，计算出来的关税水平对吗？”

“结果还是不对。”

奈曼指出，政府的公式用了四个不同的数据，包括每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与自己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是估算关税增加所带来的进口价格的变化幅度，这个参数被称为“转嫁率”（the rate of pass-through）。

这个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取决于企业的行为。

如果外国出口商通过降价来完全抵消关税，进口价格不变，那转嫁率就是零；如果出口商不做任何让步，价格就会随关税全额上涨，那转嫁率就是100%。

If foreign exporters cut prices to fully offset the tariffs, leaving import prices unchanged, the pass-through would be zero. Alternatively, it could equal 100 percent if exporters don’t budge, which means import prices would rise in step with the tariffs.

奈曼和另外三位学者Alberto Cavallo、Gita Gopinath、Jenny Tang共同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他们发现，20%的关税会让美国进口商的支付价格上涨近19%。这意味着约95%的关税会转嫁到进口价格上，即转嫁率为95%。

奈曼特别提到：“如果是带入政府的关税公式，我会用这个值。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几乎与关税税率的增加一样多。”

“但政府贸易代表办公室却引用了我们论文中的另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测算的是两家零售商列出的价格，其对应的转嫁率很低。然后特朗普政府就在公式中使用了25%的转嫁率。”

“25%是从哪里来的？与我们的研究有关吗？我不知道。”

奈曼对关税计算方法细节也提出质疑：

这些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的工人、企业、消费者和股市影响深远。但政府发布的方法说明中几乎没有什么细节，令人震惊。

The reciprocal tariffs have enormous implications for workers, firms, consumers and stock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But the methodology note offers shockingly few details.

如果贸易代表办公室用的是我们研究中更接近95%的数据，结果计算出来的关税可能只有目前的四分之一。

Had the trade office instead used a value closer to the 95 percent number from our work, as I believe it should have done, the computed tariffs would have been as little as one fourth of what they are.

在文章最后，布伦特·奈曼表示，强烈希望这项政策及其方法论能被彻底废除，如果非要保留的话，至少也应该把结果除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