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在面对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始终展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

当洪水灾害发生时，各级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援被困群众、加固堤坝、运送物资。民众也积极自救互助，社会各界踊跃捐赠。每一次救灾都是全力以赴，从没有所谓的“救灾疲惫”，而是在不断积累经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始终坚定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再一次，我们很可能在经历气候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夏天：

也许你清晨从贵州镇远的民宿标间里醒来，发现窗外河水已经漫到三楼，连沙发也漂浮起来；也许在你山东东明6楼的家中，忽然天色骤暗来了一阵龙卷风，把厨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许你去了川西跟团游，结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变成极限逃生……

官方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勾勒着灾难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来，国家多次向灾区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并调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前线。7月4日，中国气象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正在趋多趋强。7月14日，水利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流域连续发生20次编号洪水；预计“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发生洪水。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大家开始感到无力和疲惫，这会让人们把头转向一边。”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说。

“今年上半年确实重了一些，是我们做气象灾害这十年里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说。

“今年整个基金会的募款项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了，（只有）三位数。”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说。

在这个大江大河洪水并发、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凤凰网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环保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

一向快人快语的王刚，此刻就像“像素游戏”里的小人回到现实世界，吐词磕磕绊绊，语速极慢。

王刚是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接通凤凰网电话时，他刚结束在湖南华容洞庭湖决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后，王刚已经头脑发昏，记不清行动路线。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时间和地点。对讲机中队友同样浑浊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滥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状态。6月17日起，救援队一连参与了7场水灾救援：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乐平、永修，湖南平江、华容。最多时有113名曙光队员顶在前线。

“今年的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发生时间也比较早，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三级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了。”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说。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据郝南观察统计，近几年达到需要公众募捐程度的水灾大约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国范围内踊跃援助的水灾只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灾。甚至，有的灾情信息都没能走出当地——今年6月，黑龙江倭肯河、广西崇左和百色都发生了严重水灾，都没能在舆论场留下什么痕迹。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灾中，华容县因为洞庭湖决堤多次登上热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上平江县的灾情远超华容县——郝南估算，平江、汨罗救灾需求折算成货币价值的话，大概是华容的十几倍。

早年间，谭花和同事向企业、资助人寻求资金支持民间救援队，总是吃到闭门羹——人们更希望善款直接用在灾区百姓的身上。当时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不断提升，也更倾向于独立完成救援工作。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于地区缺乏应急响应机制，有的地方甚至连备灾的救援艇都不够用。谭花说，民间救援队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和态度发生了转变。

今年的情况更不一样了。“灾害发生那么多，大家都有点顾不过来了，希望能够有社会力量帮助他们。”谭花说。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镇人民政府在官微上号召“全镇父老乡亲和在外奋斗的乡亲们”，“立即集结、迅速行动”，投入抗洪抢险中。

某种意义上，极端天气的高发，推动了民间救援的发展。“（民间）水域救援是从2016、17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原因是水灾越来越多。”郝南说，河南水灾后，民间救援队的数量翻番，从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队伍几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鲜有地震、山地领域的队伍。

“民间救援队的优势是灵活机动，信息来源也更迅速。”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河南水灾时，他的队伍到了新乡牧野区寺庄顶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从一间厂房里游出来。一番询问，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离此地三公里外的村子已经被洪水围困了好几天，信号中断，外部无人知晓。救援队赶到后，看到房顶上站满了村民，他们拿棍子敲击铝盆，喊着救人。队员们花了两天时间才将村里数千人顺利转移。

过去几年里，周楚涵所在的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一直努力让公众理解，极端天气出现的背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气候变化。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包括高温和强降水。”周楚涵说，这意味着过去没有处理过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和人群需要应对灾害；即便有过应灾经验，很可能应付不了新的灾害强度了。

现实却是，大多数民众，就连一些救援人员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和气候危机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当时觉得吃惊，”周楚涵说，“又可以理解，他们觉得救援是一项技能，背后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当你对（气候变化）趋势有所了解，会做出预判指导救援工作。”

绿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导预防灾害的重要性。“把资金投入到（灾害）事件发生之前，投入到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响应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事后再去救济、修复，卷入到恶性的循环中，那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周楚涵说。

这在业内已是共识。湖南洞庭湖救援抢险时，郝南在线上跟了全程。他认为当地的应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时，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在傍晚6点30就开到即将发生溃坝的村子，村民也有应灾经验，配合有序。准备到位的快速反应，“减少了救援的工作量，也减少了人员伤亡”。

◎ 2024年7月7日，湖南岳阳，卡车正排队堵住决口

“预防（灾害）具体要做什么？是要真正的减少伤亡，”郝南说，“这不是靠救援队，是靠一整套预警监测逃生演练体系。”

然而，基金会筹到的用于防灾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将善款实实在在地送到灾民手里。

“我们都知道防灾、减灾比单纯救灾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钱能用到这上面，”谭花说，“大家更关心救灾工作有没有做到位，东西有没有发到老百姓的手上。”

灾害总是和无情、肆虐相关，但救援现场最不缺的是人们的互相守望。梅州龙岩水灾时，政府部门投入几架直升机运输物资、转运人员，可一些“孤岛”村落并不具备起降条件。一开始，是周边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时给孤岛里的老人们送吃的。志愿者们听说后，每人每天背着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资，像蚂蚁搬家一样人力运输。

“这就是社会力量，”郝南说，“当灾后的需求和刚性的投入之间存在缺口时，这部分社会的韧性补上了。”

在许多救援人的心里，绕不开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情结——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说，那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志愿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区支援。

◎ 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成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那年也是谭花加入爱德基金会的第四年，她在当年7月去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一位村支书告诉他们，地震后，路断了，他们村由于位置偏远也成了孤岛。一开始，村民们相互接济，勉强度日。随着食物逐渐消耗，整个村子快坚持不下去了。

村支书终于拨通了乡镇书记的电话。对方回他，先撑着。但撑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在绝望日渐加重的煎熬中，村支书在废墟里找到一只收音机。他打开调试了一会儿，呲啦的声波里传来总理的声音：“大家坚持下去，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你们。”

几个月后，在建起的临时板房里，村支书对谭花他们讲起那个时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们村子没有被放弃，”谭花回忆着，强调道，“社会公众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作者 王之言 ｜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