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现了 93 岁强奸犯不收监的现象，这引发了广泛争议。一位高龄老人本应在晚年安享宁静，却因其犯罪行为而打破了社会的安宁。高龄本应是值得尊重和关爱的象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似乎成了某些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保护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年龄大小，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应受到应有的惩处。这种对高龄罪犯的特殊对待，不仅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不公，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引发了社会对司法公平的深刻思考。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冷西

编辑 | 苏米

2025年2月中旬，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则关于93岁高龄强奸罪犯周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的公示，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该名93岁男子因犯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在收监过程中，看守所以其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收押，建议暂予监外执行。

无独有偶，一名26岁女子实名举报，1月21日她在上海某纺织公司面试理疗师过程中，73岁董事长对自己进行性骚扰和猥亵。警方对这位董事长开具了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后因其超过70周岁未执行。

此外，江苏南通一女子2月17日在出租屋内遭到70岁房东猥亵，报警后房东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但同样因房东年龄超过70周岁，依法不予以执行。

因房东年龄超过70周岁，依法不予以执行/图源：法制日报

这三件事虽然在程度上略有不同，但公共舆论的反应相似，都表达了不解。

一面是“强奸罪”“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恶劣，另一面是“监外执行”“不予执行”的轻缓结果，怀着朴素正义观的公众，难免生发出这样的疑问：某些抉择是否在“人道”名义下“纵容”犯罪，以及“高龄”是否成了一些违法犯罪之人的“保护伞”？

什么是“生活不能自理”

在周某某一案中，他以高龄之躯犯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可见其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

按照刑法规定，普通强奸罪量刑一般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只有奸淫幼女、强奸妇女情节恶劣；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几种加重情节，才会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后有媒体报道，邵阳中院表示周某某确涉侵犯未成年人。

网络舆论中不乏“这种人只有挂墙上才会老实”的声音，也有人抛出在看待性犯罪时的一贯态度——物理阉割。这种声音较为偏激，却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朴素道义观，其背后表达的是公众对犯罪得到应有惩罚的期待。

房东与刘先生女友的聊天记录/图源：新京报

但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法律规定与朴素正义理念有出入的情况。

此案中，93岁的周某某因生活不能自理被暂予监外执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周某某属于第三种。至于什么叫生活不能自理，也有相应的规定，而非由罪犯主观决定。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生活不能自理是指罪犯因患病、身体残疾或者年老体弱，日常生活行为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的情形。

“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执行。

具体来说，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主行动等五项日常生活行为中有三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且经过六个月以上治疗、护理和观察，自理能力不能恢复的，可以认定为生活不能自理。

不过，六十五周岁以上的罪犯，上述五项日常生活行为有一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即可视为生活不能自理。

该案中周某某93岁高龄，上述五项日常生活行为中有一项需要他人协助，理论上来说并不稀奇。当然，很多人质疑，周某某有能力强奸，怎么没法自理生活。

关于周某某的相关公示

这种质疑无可厚非，但考虑到该案案发是2022年，两年后才审判结束，周某某在这期间经历刑拘、侦查以及审判等一系列程序，身体出现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目前来看，此案在法律上可能有冲突的一点是，《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原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原判刑期1/3以上方可适用暂予监外执行。

按照该规定，周某某应服刑5年后才可被暂予监外执行。不过，具有解释空间的是，该规定其后注明：对未成年罪犯、65周岁以上的罪犯、残疾人罪犯，适用前款规定可以适度从宽。

目前尚不清楚当地法院是否对周某某适用了从宽条款，这需要当地司法部门出具更清楚的情况说明。

被暂予执行后，周某某依规应被送去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实行社区矫正，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并进行按时报告等。

跟周某某案相比，前述实施猥亵行为的70岁房东和73岁董事长均未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在法律上也有所依。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7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但我们能看到，此类事件中，合法依规的解释很难打消舆论的质疑。

法律为何对老年人宽容

由上述案例及其分析，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判断：法律对老人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的确，除了前述提到的几个方面，我国刑法还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而且，按照刑法规定，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除非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

此外，刑法还规定，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宣告缓刑。

刑法中这些对老人的“宽容条款”，是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的。在此之前，刑法虽未明确规定老年人刑事处罚的“宽容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会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

在当时，舆论对此持有两种不同的疑问。一是，这些条款是否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二是，“七十五周岁”年龄规定是否偏高，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少有老人能适用这些条款。

《谁是凶手》剧照

这种争议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逐渐平息。近日，随着前述几起老人违法犯罪案集中引起关注，不免又出现类似的疑问：同为犯罪分子，法律为何对老人宽容处理？

对此，有几个常见的解释。

一是认为法律对老年人宽容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传统。古代刑法中的“矜老恤幼”原则，是指对犯罪的老、幼、妇孺和残疾者施以较轻的刑罚处罚。

比如西周时期，年满80岁的老人以及7岁以下的儿童犯罪的，免予承担刑事责任，且不适用死刑。

到唐代，《唐律疏议》中有老年人负相对刑事责任的规定，其中90岁以上的老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以后各朝代，基本以《唐律疏议》为蓝本。

二是，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是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比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82条规定，对于被宣告惩役、禁锢或者拘役的人，年龄在70岁以上的，经法定程序批准可停止执行自由刑。

法国规定，裁判时满70周岁的被告，不得宣告无期重惩役、流放或者有期重惩役。

三是基于人道主义及老年人生理衰退客观限制的考量。

高龄罪犯往往伴随一定的基础疾病或身体机能衰退，监禁可能直接威胁其生存。比如在本次周某某案中，有监狱系统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监狱或看守所一般不敢接收高龄老人，因为怕健康风险。一旦高龄罪犯死在狱中，又会引发其他争议。

四是刑罚目的的弱化。

一般来说，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社会防卫和预防犯罪。一定程度上，传统刑罚的威慑、报应功能对高龄犯罪者效用递减。一般认为，高龄犯罪者再犯概率低，监禁的社会防卫意义有限。

图源：视觉中国

除了这些考量外，更为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监狱看守所系统，目前并不具备关押高龄罪犯的条件。

2021年10月，一名地方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在一次研讨会中表示，整体来看，在押罪犯当中老年罪犯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同时，这些老年罪犯还伴随着疾病问题突出、犯罪类型复杂、改造难度较大等特点。

与之对应的是，老年人行刑成本逐步增大，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是医疗费用。此外，目前监狱并未对老年人进行科学分类管理，很多地方没有集中关押老年罪犯的监狱，也没有集中关押老年罪犯的监区，不利于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和改造。

可以看出，法律对老年人“宽容”，绝非为了纵容犯罪，而是基于多重因素的权衡，其背后既有合理的人道考量，也暗含司法实践中的无奈与争议。

从“简单宽容”到“精细治理”

不过，了解法律为何对老年人罪犯“宽容”的考量，并非让公众同情罪犯，尤其是像周某某这般犯下如此恶劣罪行的罪犯。

对于此案中的受害者而言，周某某的衰老并不能抵消她和家人的痛苦。不少人会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律对施害者的“仁慈”，是对正义的“背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放大此次周某某案件，90多岁高龄犯如此重罪的很难是一种常态。不过，讨论也不该止于此。

周某某一案和两起高龄老人猥亵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犯罪或许会不可避免的增加。

邻国日本已成前车之鉴。1989年，日本老年人犯罪占犯罪者的2.1%；2019年，老年人犯罪占犯罪者的22%，整整增长了10倍。

主流分析认为，日本老年人犯罪率的上升与老龄少子化带来的贫穷和孤独有关。

日本老年人犯罪率在增长/图源：NHK

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对老年犯罪率的统计，但一些小范围的研究和统计都表明老年犯罪呈现增加态势。早在2018年，北京海淀区法院就曾表示，与 2008至2018年海淀法院刑事案件结案数量总体呈下降的趋势相反，老年人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如此，司法怎样平衡保护和惩戒？

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此前按年龄划分（如七十周岁或七十五周岁）的对老年人“宽容”规定，是否有必要进行修改。

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七十五周岁年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当时的中国人预期寿命所定。

《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

对于实践而言，按年龄“一刀切”更易操作和实施，但社会现实表明，年龄不再成为一个更为合理的标准，就如近年来频现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一样。

因此，针对可能会增多的老年人犯罪问题，可以探究从“简单宽容”到“精细治理”的转变。司法应该综合评估罪犯的身体状况、认知能力、社会危害性和再犯风险，而非单纯以年龄划线。

日本高龄犯人/图源：NHK

此外，针对性侵等恶性暴力犯罪，在因为高龄无法收押时，是否可以通过强制佩戴电子监控设备予以惩戒。

同时，我们的监狱和看守所系统也应顺老龄化社会及其带来的变化，对系统内部进行适老化改造，不能一直因为没有关押老年人的条件而“被迫”监外执行，防止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犯罪的“纵容”。

所以，未来的司法改革，或许需要用精准的医学评估替代模糊的年龄门槛，用多元化的惩戒方式平衡保护与惩罚，让“老”成为解释犯罪的情景，而非以此脱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