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能跳出‘永久战争’宿命吗？”张平提出了这一深刻疑问。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频繁卷入军事冲突与战争。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根深蒂固，历史遗留问题和宗教、领土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战争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宿命。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地区国家间的和解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等，都为以色列打破这一宿命提供了可能。但要真正跳出“永久战争”的怪圈，以色列需要在外交、政策等多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

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三个主要流派：主流派、修正派和宗教派。主流派以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为代表，以该国左翼政党为主要政治力量。本·古里安不仅创立了现代以色列国的基业，1948～1977年他还连续统治以色列30年之久。修正派则以梅纳赫姆·贝京（1977～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为代表，其精神导师是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其政治力量的主要体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若简要概括以色列的政治史，可以说主流派主导了该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前30年，1977～1996年是主流派和修正派角力的20年，其后30年该国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修正派（利库德集团及其分裂出去的中右翼党派）主导。

202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巨幅海报张挂在以色列城市拉马特甘的高楼上。

主流派与修正派的主要分歧

主流派与修正派都传承了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茨尔的精神衣钵，它们对于建立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犹太国家的构想没有根本不同，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外部威胁的理解与应对策略的选择上。所谓外部威胁主要有二：一是有干预能力的外国势力，二是本地阿拉伯人。具体到以色列建国前的情况，就是怎样应对英国托管当局和巴勒斯坦人。主流派强调与英国政府合作，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尽一切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建国；修正派则强调武装斗争的不可替代性，主张以游击队对抗英国军政力量，同时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以牙还牙”的暴力还击策略。

总体来说，主流派相信可以在阿拉伯人中找到能和平共存的伙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建校后不久，该校的左派教授们就组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寻找阿拉伯人中的合作伙伴。虽然该组织在百般搜寻无果后无疾而终，且主流派领导的以色列后来不得不卷入多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但左派的这种梦想始终没有绝迹。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老布什政府力压修正派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和谈，反复施压无效后，美方绕过沙米尔，策动了联合政府中的外长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拉宾反水。不出意料，两位左派人士的“和平伙伴梦”应声而起，最终巴以于1993年开启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奥斯陆和平进程。

与此相反，修正派不相信阿拉伯人中存在任何可靠的“和平伙伴”，只相信通过暴力威慑达成某种共存的平衡，他们认为“阿拉伯人听得懂的唯一语言就是武力”。这种“尚武精神”的针对对象也包括任何敢于阻挡复国大业的力量。1939年，为对抗英国托管当局限制犹太移民的措施，亚博廷斯基组织了一场数万武装青年参加的反英大暴动，若非当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十月暴动”恐会彻底改写巴勒斯坦的现代史。如今在以色列流行的“（以色列）没有和谈伙伴”的说法一半是事实，一半是信仰。不过，修正派虽然强硬，但并不教条，他们在具体事务上会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弹性，也能作出必要让步。这种弹性来自于修正派对现代文明规则的认可和坚守——无论怎样看待阿拉伯人，修正派仍然承认阿拉伯人在本地生存的权利，并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让阿拉伯人享有充分平等的法律权利，实行充分自治。因此，在从1978年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中，两派在以色列的四场“大撤退”里平分秋色，各撤了两场。左派执行了1993～1996年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撤退与2000年的黎巴嫩单边撤退，右派执行了1978年签订《戴维营协议》导致的西奈半岛大撤退和2005年的加沙地带单边撤退。因此，从根本上说，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派和修正派的和平安全观没有本质区别，双方都强调以色列安全的重要性，也都不惜为此开战；双方也都愿在恰当时机作出妥协，愿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

以短板为跳板的宗教派

然而，上述两派都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短板——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即六日战争）可以说是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顶峰，但面对胜利后接手的大片领土（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等地）和大量阿拉伯人口，以色列领导层却不知所措，一方面是因为完全没有预案；另一方面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质限制了其“政治想象力”。1967～1996年，以色列领导层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始终没能为这些地区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方案，结果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处于放任自流的自治状态，为巴解组织的渗透与1987年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的爆发留下了充足空间。这种“缺乏政治想象力”的状况在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表现得也很充分。无论是在加沙还是在黎巴嫩，以军作战都“英勇无敌”，但以色列始终没有解决“打下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这块短板恰恰是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派近年来兴起的跳板。宗教派并非传统犹太教复国思想的复刻，而是从修正派中脱胎换骨衍生出来的。这一派的创始人是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梅厄·卡汉，他原本是亚博廷斯基的门徒，参加过修正派的各种青年组织，后来自立门庭，创建了宗教派的“卡汉主义”。本质上，宗教派是犹太教与修正派“尚武精神”的综合体。这一派认为犹太教律法高于世俗法律，所以犹太国应以律法立国，同时因为律法规定了犹太“圣地”的范围，所以禁止在土地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宗教派认为实现这一切依赖于暴力行动。在巴以问题上，宗教派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粗暴：打下“应许之地”（即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定居点，用各种手段驱赶阿拉伯居民，最终实现犹太人的完全统治。“卡汉主义”在观念上与现代世界规则格格不入，又在行动上偏激暴力，卡汉创立的“保卫犹太人联盟”也于1994年被美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彼时在以色列，主张“卡汉主义”的组织和政党都被取缔，公开的卡汉主义者被禁止参选公职。

然而，宗教派确实正视了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缺陷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无论其方案看起来是多么异想天开。其结果就是以定居者为基础的宗教派势力近年来在以色列政坛不但屡禁不减，反而显著扩张，并在2022年大选后首次入阁拿到两个部长职位。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政治危机下的应急之策，但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两位宗教派部长（即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格外活跃，其针对巴勒斯坦涉嫌种族清洗的言行引发数轮舆论风波，也招致众多谴责。很多以色列人都将这两位部长当政治笑料看待。不过，自今年1月25日以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认真与多国领导人讨论其“清空加沙”计划——将加沙巴勒斯坦人迁移到约旦、埃及乃至印度尼西亚，并将这些想法公之于众之后，这些人恐怕就很难再笑得出来了。即使特朗普的想法完全不靠谱，但这种想法被认真讨论的事实本身，就表明其已不再是笑话。

“这就是一场永久战争”？

不过，即使以色列人完全放任自己的想象，幻想有一天阿拉伯人会被完全驱赶出“应许之地”，以色列仍然无法获得安全。巴勒斯坦人走了后，又该如何应对周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如何保证这些邻国不会在一夜之间翻脸，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这个问题大概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三派的共同缺陷：将巴以冲突仅看作是一个地区问题，而忽略了全球博弈的大背景。以色列所在地区千百年来战乱频仍、“大戏连台”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本地人特别爱好暴力，而是因为此地历来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巴以冲突本质上是全球冲突的一个缩影，只要有一个外来势力在此挑起冲突，所有寻求和平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因此，必须着眼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思考解决巴以冲突的路径。在这方面，2020年阿联酋、巴林等四国与以色列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尝试，因其本质是不在“土地问题”“难民问题”等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枝节纠缠中浪费时间和资源，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能建立互信、共同繁荣的阿以共存框架，建立起本地区的规则和秩序。这样一个框架具有更强韧性抗击外力，在理论上可以不断扩展，最后将巴勒斯坦人包容进来。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个初始框架在某种程度上经受住了考验，但未来其能否扩展并最终带来和平，仍是一个未知数。

卡汉曾被一名记者诘问，指责其“应许之地”的梦想会让以色列陷入“永久战争”，卡汉回答称：“这就是一场永久战争，跟卡汉存在与否没关系。”笔者每年开古汉语课时，必定带学生读《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丛林时代，弱肉强食几乎是当时国家间唯一的“游戏规则”，因此，保持警醒对一国的存亡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身处忧患之中并不可怕，身处安乐之中更是梦寐以求，但可怕的是身处忧患却误认为安乐，大难临头而不自知。以色列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往往给该国人“身处安乐”的错觉，忘记了丛林中的危险。1973年10月6日（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灾难源于这种错觉，2023年10月7日的灾难也源于这种错觉。因此，直到真正实现和平的那一天，卡汉“永久战争”的警告和孟子“生于忧患”的训诫对以色列人来说都应该是有效的。

（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