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素先的 8 份工作”相关内容呀，没有这些具体信息，我没法准确地为你写 200 字的描述呢。

——母儿，你应该想想你自己呢？

——我？无非就是工作，多挣几个钱儿，找点事情做。

素先是我的母亲，今天（农历三月二十七）她满五十岁了。我常拿出她与父亲在22岁时拍的结婚证，这是我能看见的，母亲最早的模样。现在28年过去了，我思索她这段最重要的人生：一个不断在土地与工地徘徊的农妇，一名如乌尔苏拉般称职持家的妻子，一位严厉通达的母亲，以及老家族谱上，父亲名下的何氏。这么多年里，她从没有停止劳动，在土地里，在流水线上，在家庭里。

最近半年多，在与母亲的多次交流中，我梳理出她近些年做过的八份工作，有些是具体意义上的，比如制鞋女工、防水师傅、农民、育儿嫂，也有更广义的工作，比如妻子、母亲。我逐渐意识到，母亲停不下来，是因为她只能在劳动中获得价值感，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次交谈中，我对她说，我希望她去工作不是为了满足父亲，不是为了帮助我和弟弟，也不是为了维持这个家庭。我希望她只是为她自己。但她说，我最大的价值就是为了你们，只有你们好了，我才能享受，只有你们成家了带我出去，那才是享受。

素先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我理解她的观念，但我依然期待有一天，她可以去旅行，穿好看的衣服，和伯娘们一起出门远行，能毫无愧疚地享受快乐。当她暮年回忆时，应该骄傲地说，我去过何处，见过什么，做过某事，而不是我有一个丈夫，两个儿子，几个孙子。

2017年，流水线女工

2017年，42岁的母亲有了一个新身份——流水线工人，同时她也失去了一个身份——农民。

那年我去外地念大学，弟弟进县城读高中，母亲的任务完成了，已经没有人需要她照料了。很快母亲便联系好了外出务工的路子，去福建泉州的一间鞋厂打工。

她想出去，受够了在地里风吹日晒。有一次她和她的二姐走在路上，被人误会她才是姐姐，让她很尴尬。母亲很失落地讲，我看起来比你二姨苍老很多，在农村人就是不显年轻。每次隔壁的幺娘回来，总给母亲带一大堆东西，颜色好看的面料、一款时髦的包包和毛衣、一条红色的围巾。她带着母亲去镇上染橙黄色的头发，打耳洞，挑好看的耳环，还给她贴了一口洁白的牙齿。家里也多了各种面膜和补水液，护发素的牌子好多我都叫不上来。但母亲常常忘记使用，许多都没来得及拆封。

母亲是行动派，决定好后立马开始清空一切，凭一人之力，将地里的三亩玉米以及不到一亩的水稻，用一百二十斤的尿素袋装好，一努嘴便码成一座小山。剩下的细碎如红薯大豆，连同土地一起，统统打包给了伯娘们。接着又卖掉两头养了8个月的猪，两头喂了近两年的黄牛。

杀猪那天，母亲看到屠夫用钩子塞进猪的嘴里时，便立刻退了出来，独自走进屋里。随着一声猪嚎，母亲心一沉。一会儿父亲端着一盆猪血放在她面前，她不敢看。母亲把第二头猪卖给了大姨，拉走的那天母亲对着猪说，快点去快点去，这次去个发财人家。我听得既发笑又同情母亲，母亲说，这两头猪儿，是我养过最最爱好的，拉屎永远拉在一个地方，猪圈板从来都是清清爽爽的。

后来卖牛那天，家里的马路上站着许多人，有来帮忙的，有来看热闹的，还有买家。卖牛在村里是件大事，对于农民而言，卖牛如同与土地离婚。牛拉出来在阳光下看着十分壮硕，大家夸她养得很好，母亲盯着牛眼睛，黑色眼珠上薄薄一层水汪，确信它在流眼泪，自己也湿了眼眶。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里，母亲卖掉了所有的家畜，两头猪共计5000块，两头牛14800块。并把她养了两年多的猫三托付给了隔壁小珍大嫂家。我家从祖辈开始的养殖历史就此终结。

2022年冬天，母亲穿着从福建买回的外套在门前

2017年中秋节前四天，母亲坐了24个小时的卧铺大巴，来到福建。车子停靠在福建晋江的汽车站，母亲挤在人堆里下车，环顾四周一片人头，黏热的风压得她有些惊慌。

表姐来接母亲，在人群里喊她，三嬢。表姐在福建晋江已经近十年，在这里成年，恋爱、结婚、生小孩。路上，表姐给母亲沿街指着，做鞋底、做鞋带、针车、胶水厂、成品厂……一双鞋子就这样铺开了一座城。母亲记不住，只关心自己到时候要做什么。

她们来到一家名叫赛琪的大鞋厂，我的大哥大嫂、二哥，都在这里工作。整个工厂很大，有单独的员工宿舍楼，厂区，仓库，超市，停车场，员工旗舰店，银行自助取款机，篮球场，早餐店。

第二天，母亲来到车间，看见大哥在制鞋的针车上穿针引线，觉得有点奇怪，心想，男的也会缝针了。大嫂给母亲讲了她的新工作，活儿很简单，往鞋底一圈刷上胶水，传送到下面的人贴鞋面。

母亲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朝八晚八，上班打卡的生活。早上7点40，母亲跟着人群在车间大门排队打卡。大嫂提醒她，8点前上班前要打卡，20点下班后也要打卡，迟到早退都没有工资。

一位四川姑娘被指定为母亲的师傅，她告诉母亲，工作内容就是在鞋底侧圈刷上胶水，难度在于胶水用量，少了容易掉，多了会挤出来，同时还要保证速度，要做到一刷子下去刚刚好，最好几秒钟搞定。流水线讲究一环扣一环，大家是一根链条，少了任何一扣，拖的是大家的进度。母亲觉得动作简单，熟练就好，但上班第一天，母亲的合格率为零，全靠四川姑娘替她兜底。

车间主任老谢拿着表格走过来，让母亲填入职信息，问母亲会不会写字？母亲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嫂一把接过来，一只手在流水线上捡鞋子，另一只手填表签字。

母亲的合同期是一年，月薪3500元，工作时间为8点到20点，每两周休一天，如需加班则没有休息。此外剩下主要条款是罚款事项，产品质量要求以及工厂安全注意事项。大哥带母亲去办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工资卡，母亲有了自己的账户。

半月后，母亲已经熟练，一天下来只有几只鞋子需要返工。她心里暗喜，觉得这份工作十分轻松。休息时，她去了海边，觉得大海太不真实：这世界怎么可能一望无际？她还和亲戚们下馆子，吃自助牛排，开始学普通话。

有一次，母亲在流水线前赶工，突然觉得背后有人，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主任老谢，和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很威严。她赶紧扭头过来，心里想这肯定是大领导，手上动作没停，生怕自己出错被抓到。

老谢开口说，董事长，她是新来的，还不熟练。母亲听到对方名头更紧张了，等着对方回应。一句低沉的声音传来：她做得很好！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母亲不习惯的是工厂里长时间的沉默。一条流水线，上中下游三个管理，每天背着手，瞪着眼，像个摄像头一样扫来走去，聊天看手机都会被罚款。比起种地来，这份工作并不辛苦，但母亲感觉自己嘴巴像被缝上了一样，一天下来脑子嗡嗡响，出了车间才发觉，外面这么安静。

母亲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20点下班，但实际上下班时间是21点，因为要打扫卫生。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母亲，难以适应这样的节奏。21点，在屋头我都快睡觉了，这儿才下班，母亲摇着头吱吱地说，这些老板真是一秒钟都不会给你浪费的，真是太厉害了。刚开始母亲还不习惯午休，后来她几乎倒头就睡。

工作时间久了，她的手指头被胶水辣出一条小口，一沾胶水就疼得厉害。她想找老谢请假一天休息，老谢不肯，让她到前面流水钱去放鞋子。调换岗位成为厂里常见的请假方式。

她的心理情绪开始压抑起来。种地时，她常常享受着傍晚放松的愉悦，但这里只有清晨和夜晚。到了年底，腊月二十，工厂终于放假了，大哥他们定好二十一回家，可母亲等不及，和大哥商量当天就走，晚上就收拾行李连夜回家了。

2018年春，锋行鞋业

2018年开春，回到村里的母亲得知，旁边邻居家准备开鞋厂。村委的人告诉她，这是政府支持的，可以去上班。鞋厂老板对母亲打包票：保底工资2200块，做好了一个月三四千完全没问题。母亲随即入了职。

新修的厂子是两层的平房，二层加工，一层成型，一旁的偏屋是老板的家。开业那天，不少村委的、镇政府的人都来了，村口修了新的大门，上面刻着“锋行鞋业”四个大字，马路两边也插着彩旗。母亲站在二楼，看着阵仗这么大，想来厂子肯定能办好，或许自己可以一直在这里上班直到退休，想着想着心里也幸福起来。

但很快事情就不对了，一个月后，本该发工资的日子到了，老板却没有表示。母亲她们碍于是地邻，也不好问。大嫂安慰说，可能是刚开业，还没有钱进账。

到第三个月，工资还是不见响声。母亲心里犯嘀咕，有天老板娘来厂里时，母亲带着玩笑的口吻问，大娘，你们挣到钱了也是分我们一点哇，娃儿读书要用钱儿呐。听到母亲开口，其他人也跟着说，说真的，工资哪哈儿（方言：什么时候）发哦。老板娘笑嘻嘻，放心嘛，少不了你们的。

到第五个月，工资仍然不见，母亲她们越发不满意，一看到老板就催问。结果老板和老板娘再不露面了，但每天晚上楼上的偏屋子里都准时响起麻将机的声音。母亲下班站在楼下，指着楼上的灯朝大嫂说，那两口子肯定是打牌输了。

2018年夏天，母亲（左一）在锋行鞋业二楼

6月份，县里的电视台下来三个人采访。早上老板出现了，告诉母亲她们，问工作怎么样，要说好，问在这里开不开心，要说开心，问工资硬不硬，要说硬。电视台的人来了，话筒摄像机怼在母亲面前，所有问题母亲都说了好，但问到工资的时候，母亲说，硬走（靠谱）不硬走那就要问老板了，班儿是上了大半年了，还一分儿钱都没望到。记者安慰母亲，怎么可能嘛，放心，肯定会解决的，现在政府是大力支持我们乡村企业的。

后来母亲在抖音上看到自己的采访了，这是她第一次上电视，镜头出现了十几秒，但话就说了一句：挺好的。

8月份，厂里拖欠的工资已经有9000块，终于，母亲撂挑子不干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母亲一有机会就问工资，但老板嘻嘻哈哈咧着嘴，还是那一句，你放心嘛，我又跑不了。母亲说，人是跑不了，但帐可就赖得掉。果然如母亲所料，鞋厂开了两年后垮了，老板欠了两百多万，又出去打工，而母亲的九千块钱也一直拖到现在。

2018年秋，做防水

父亲的工作是做建筑防水。2018年秋天，父亲接了一个茅台镇大酒厂的活儿，总面积有一万多平米。从鞋厂出来的母亲开始了她的新工作，在这里她既是防水师傅也是后勤厨师。为了加快进度，母亲又从村里叫了三个小工，五个人住在酒厂的毛坯房里。

酒厂不在镇上，一切生活物资都要靠母亲去采购。母亲用工地上的木板当床垫铺好被子，然后搬来砖头垒起灶台。每天早上，她6点起床，赶在8点之前做好早餐。每隔一天，她还要坐15分钟的公交车去菜市场，买好五个人两天的菜。

父亲则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母亲问他，要钱还是要命，父亲很急，说，要干得赢。一起干活时，父亲总会责怪母亲手脚慢，做不好，耽误他。他说，这样摸手摸脚还干个球！实际上母亲跟着他做防水已经超过五年了，工资和他一样都是300一天。一位刚刚上手的伯伯速度慢，做得不对，父亲不便说他，就独自接过手。母亲见状上去帮忙铺材料，父亲立马火气上来，朝母亲骂，你是猪脑筋吗，这点事儿都做不到。

母亲记得刚跟父亲一起学做防水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一个酒厂，因为母亲有处角落边缝没有做到位，父亲一把将工具甩在地上，抢过母亲手里的材料，吼出一声，你是猪吗！母亲气卡在嗓子眼，只还了一句嘴，父亲便一步迈到母亲面前，将她旁边的塑料桶一手抡起来，从6楼朝屋顶外沿扔出去，过了几秒，砸出砰的一声。

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直到有一次母亲再也忍受不了，丢掉⼿中的⼯具，盯着⽗亲，摆出同归于尽的态度，说，你是不是嫌我在⾯前碍眼睛，我这样你瞧不上，那样你瞧不上，你想要我怎么做，我不⼲了。太阳顶下的父亲黑着脸，怒着眼，腮帮子鼓起，抄起地上的剪⼑就朝⺟亲扔过去。剪刀贴着⺟亲的⾝⼦插在⼀旁的袋⼦上，母亲被吓得愣住。

从那以后，母亲开始刻意避开父亲，他像一颗没有倒计时的炸弹，让人感到窒息。她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平常需要父亲配合才能做完的一间卫生间，母亲咬着牙一个人硬生生赶在下班之前完成了。母亲说⾃⼰学了三个⽉就会了，但⽗亲说⺟亲学了半年才勉强可以⾃⼰上⼿。⺟亲最初的⼯钱只有150块钱一天，后来涨到280，直到去年才和⽗亲⼀样是300元。

2019年，母亲在仁怀市做防水

和父亲一起工作是一件难受的事情，不只是母亲这么想，身边的人都这么认为，他吝啬、内卷、强迫症，视财如命，说话大声且不分场合。每次工作做完，大家都准备下班回家早点休息，只有父亲非要提着桶拿着刷子，在工地上又刷一遍。有时母亲看见老板和旁人抱怨，就上前去提醒他，父亲却朝她吼，我看你就是想耍！最好是在屋里挺尸！这些东西以后漏了，皮事又多！老板朝母亲摇头说，算了。

也因为这种内卷，父亲几十年下来，从未出现返工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叫他。母亲不在的时候父亲忍着，可母亲一出现，他的这些工作压力一股脑地发泄在了母亲身上。

除了充当父亲的情绪垃圾桶，母亲还要被迫与父亲一起永无止境地工作，休息在父亲眼中等于犯罪。两年下来，母亲已经45岁了，她的高血压一直没有好转，其间又查出脑供血不足，常常头晕。她的体能也在快速下降，总是感到疲惫。她说自己像装满水的口袋，觉得软绵无力，特别是冬天，每天都在强撑着起床。

有次，父亲6点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好后，背着身说，走呀。母亲被电灯刺得眼睛疼，躲在被窝里露出半张脸，白色哈气窜湿她的鼻尖。她吸着被堵住的鼻子跟父亲说，今天这么冷，我膝盖有点痛，我不去算了。父亲站在床边，顶着灯直勾勾看着她说，我都跟老板联系好了，那怎么办，不去要吃，要花钱。

父亲的世界永远是前脚接后脚，他对自己漠不关心，对母亲也毫不在意。母亲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本该休息的日子里，父亲依然给她找到一份日结的工作，只看工钱只管时间，在冬日清晨送她到上车点后，扬长而去，留下母亲和一群陌生人。母亲看着父亲，两颗眼珠像两块石子，她受够了被父亲当成一台机器的生活。

2020年，种高粱

2020年，跟着父亲工作了两年后，母亲接到大姨的电话，老家正在修高粱烘干厂，她们村还和茅台镇的酒厂签了合同，现在大家都开始准备种高粱了。母亲没有犹豫，收拾东西就回到了地里。

此前土地被承包出去种花椒，但两年过去，母亲没有收到任何地租，承包商们也扔下打药机以及数百亩早已枯烂的花椒地，纷纷撤走。村里人聚集起来打官司，讨回拖欠的租金和土地，母亲开始种起了高粱。

老家田地里刚出苗的高粱

母亲将地里那些枯死的花椒树连根拔起，被车子压出的车轮印如山洪般，冲过村里最好的一片地，大家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开荒翻动。车轮印让母亲很头疼，一锄头下去像砸在石头上，震得手掌发麻，只好找来农机，再把土翻松。她的手被花椒刺破好多次，疼得钻心，看着满地枯枝杂草，心里越想越气，好好的地被糟蹋得一团糟。父亲打电话来问地里收拾得怎么样，母亲发火，叫你回来一起帮忙，几发势（方言：几下子，干脆利索）就弄完了，只想到喊我弄，又不回来搭把手，这个地是帮你种还是帮我种？

地里总算收拾完了，可种高粱还是第一回。镇里来了卖种子农药化肥的经销商，在村里组织宣讲会。高粱品种和各类农药推在水泥坎上，围墙上站满了人，册子发在母亲手里，里面印满了各种害虫以及农药的配比。上面的人带着小喇叭，讲解高粱的种植知识。

经销商的老板娘和母亲是老朋友，看见母亲努着嘴，送给她一包种子和农药说，素先你放心拿去用，长得不好你来找我，我们两个我就跟你说老实话，这个高粱是卖好几块一斤的，差几十斤那就是几百块。母亲接过来，觉得脸上有面子，放心了。也有人不认同，母亲听见旁边的人小声议论，说什么搞宣传，其实就是想赚钱，忽悠我们老百姓，一百多的农药网上只要几十块。母亲听到了说，你看起包装盒是一样的，效果你就看不到了。

果然，后来高粱长出来，母亲看着地里一片高粱绿得泛光，心里高兴得不行。旁边的人路过，问她，小素你这些高粱怎么点的哦，长得真是喜人啊。母亲不说打药的事儿，只说，不知道啊，来报恩的嘛。

清明时，母亲将地里那些长势不好的或者坏掉的高粱补上，顺便除草，刚换新的幼苗可以在雨水充足期得到弥补。五月份，母亲给所有高粱喷洒农药。等到雨季过去，阳光充足，高粱又将迎来一次新的施肥，喷洒灭虫农药。直到夏天到来，现在一片的红土就成了数片绿色，风吹来，生命也跟着强壮。

母亲看着常常陶醉起来，她对春天的花没有任何情感，只将其作为春耕的信号，却钟情于夏天。她想不出还有比绿色更美的颜色。母亲从地里回来后，会一直坐在院子里，等着傍晚来临，这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她会拿出自己网上买的呼啦圈锻炼身体，吃清淡的菜控制血压。

除了家里的六亩地，母亲又洗了别人外出务工而空闲的土地，全部一共有近十亩，全凭母亲一个人劳作。

农忙时，母亲提前在晚上将饭煮好，煲好肉汤，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热一下便去地里，一上午弓着背一句话没说。以前地里总会有很多人，我每次抬起头，只要看见旁边的地里没有小孩子，心里就难过——我也是小孩子。母亲累了就站起来喊话聊天，调侃，黄段子满天飞，而我最快乐的就是等着茶水喝完后，被母亲分配回家煮饭，续茶水，可以偷懒。后来弟弟长大了一点，这事儿就被他抢去了，父亲不在我被迫要去承担很多事情，打窝放料背粪水，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母亲五分之三我五分之二，每次抱怨，母亲拿起笤帚就打，谁叫你老头不在！

那个时候老房子旁边有条长长的田埂，常常出现三个人影，母亲在前背着两桶粪水，我在中间是一桶粪水，弟弟拖着长长的尾巴背着一勺粪水哭哭啼啼，上面的人看见了，朝母亲喊，素先！素先！老二哭啊。母亲脸累得通红，看着弟弟不争气，背篼长了刺一碰你咧咧，不做哪儿来吃的，你打电话让你老头回来嘛，要有人挣钱！

现在母亲一个人，她带着一个巨大的保温杯，装满昨晚的凉茶，可以喝一上午，回家吃昨晚的菜，又去地里，一直到傍晚，到家撂下锄头，坐在门槛上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拍就是一股沙尘暴，然后抖出里面的沙砾，父亲的电话准时打来，问母亲在做什么。母亲一听心里烦，耍！还能做啥，高粱不打整自己晓得长。父亲听出母亲的抱怨，好大点事又在这儿咧咧。母亲倒吸一口气，你回来试试哇，我出去找钱儿，你回家搞农业，只晓得拿着嘴巴咂咂咂。

母亲的高粱挂靠在大姨家卖，因为单价更高。八月下旬，母亲将收回来近4700斤高粱装了30多袋，卖了18000元。

2023年，秋收后，打包好的粮食

高粱就这样种了两三年，但母亲慢慢察觉到身体机能的衰退。她开始想着如果父亲在家，自己会轻松很多，可不管是春耕打田还是秋收搬运，父亲几乎没有回来过。

妻子

前年冬天，母亲在和父亲一起做防水期间腿疾复发，独自去了医院，她坐着椅子上慢慢甩着腿，膝盖里发出呲呲声，X光影像显示，母亲的膝盖软骨磨损严重，医生要给她打针，一针580块。电话打给工地上的父亲，父亲只说等着他来。母亲一直等到下午5点，父亲才赶在医生下班前来到医院。母亲坐在椅子上，用手慢慢揉搓着膝盖，父亲问，严重吗，母亲脸紧着，严不严重你去问医生。父亲朝医生门诊室走去，过了两分钟，叫母亲，母亲歪着身子走进去，瞟了一眼父亲。医生说，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先打25块一针的药试试。

父亲害怕花钱，可每次收到工程款后又把钱全部转给母亲。他拉着母亲买衣服，第一天没选到合适的，第二天还会叫母亲去，只要母亲中意从不在意价钱。这是母亲为数不多的暖心时刻。可我细想父亲心思，又觉得不同，买衣服是一种能力展示，母亲打针要花高价钱则是没有回报的付出。我没有说出心里的猜想，想来父亲是那种连自己的命都不顾的人，更不要说母亲了。

此前还有一次，母亲做完直肠息肉切除手术，躺在病床里疼了一晚上没有睡着，她求父亲去找护士来打止痛针，父亲只说太晚了。母亲疼得叫唤，眼泪跟着下来，直到吵醒旁边的人，那人很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找护士来，父亲这才起身出去。

2023年，父亲得了阑尾炎，要做手术。住院时，全程靠母亲一人照料。父亲片刻离不开母亲，夜里总是要叫醒她，或睡不着，或疼，或上厕所，母亲没睡好一个整觉。后来弟弟放假，接替母亲，与父亲发生了无数次争吵，他的电话每天都打给已经回到家中的母亲。

出院后，父亲回到村里休息，正好赶上收高粱。有天早上，母亲叫来二姨一起帮忙，让父亲在家里休息，父亲不愿意，将堆起来的高粱一把一把拿到院子里晾晒。母亲连忙阻止，手指天上说，喊你不要晒，你看这天，要下雨。父亲不听，觉得不会，然后背上背篼和母亲一起去地里。中午，母亲眯着眼瞧着对面山峰上顶着一片巨大的黑云，连忙让父亲回去收高粱，父亲仍说，落不下来。二姨在一旁跟着说，你先回去嘛，刚手术完你也不敢背东西，要是落雨了你还来得及收。听罢，父亲才放手往回走。结果刚走到家门口，一阵大雨洒下，瞬间倾盆。

母亲背着高粱一肩没歇往家赶，雨水从背篓里淌出来，全身被淋透。她隔着大雨远远地看到父亲正站在屋外茫然无措，一把糊开眼睛的雨水，大步流星过去，将背上的高粱轰地撂在地上，眼睛直勾勾盯着父亲，说，你不是很会弄嘛，现在你怎么不弄了？父亲朝院子迈去，拎起一把高粱准备收回来，结果高粱像吸满水的毛巾，全部泡在了一起。母亲更生气，说，还捡个屁，早就跟你说过了要落雨要落雨。父亲将高粱扔在地上说，你点（方言：种）两把高粱了不起了是吧，就知道在那里嗓，它要落就一发势全部冲沟里去！母亲迈过去堵着父亲，你冲啊，我了不起，这些高粱你没搭过一把手，轮不到你在这儿讲！父亲提着嗓子，整个村就没见过你这种婆娘，就知道嚷就晓得吼，以后不要点了！然后一脚踹开高粱。

母亲靠在檐柱上，流着眼泪。等到雨停，她将院里高粱一把一把沥干堆好，等院子的水扫干，又一把一把铺开。

2023年，母亲和父亲在重庆

家里种上高粱后，农闲期被拉长，父亲常常抱怨母亲在家耍，不找事情做。每次父亲从外面回来，也不闲着，将母亲刚拖过的地重新拖一遍，将母亲擦过的桌子重新擦一遍，将地里母亲除过的草重新收拾一遍，否认掉母亲所做的一切，甚至连炉火都要亲自过手，呵斥母亲大手大脚：煤是要花钱买的，你以为这个钱好挣吗？

有次我回家，两人又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父亲说话夹枪带棒：成天挺尸啊，天天在屋里耍，要用钱。很明显这话是说给母亲听的。母亲说，你去问问村里的人，我在家里是天天耍吗，那些地你怎么不回来打整呢，你今年插过秧，打过土吗？父亲不屑，我是这么说的，要人吃饭，要花钱，没有时间天天和谁吹牛聊天。母亲知道父亲说她和伯娘们常常唠家常的事儿，她更生气了，我问你人要不要为，人家走着进来了，你要不要招呼，是不是学你，一拍屁股就走人，要不是老娘在，你试试谁会来你家坐，凭你姓谢的，你连个水壶都讨不到。

我听不下去，为母亲辩解，现在我们家真的很缺钱吗，欠了很多债吗，我和弟弟需要你们养活吗？父亲怒着脸看着我说，你有好大能耐，你结婚不花钱，买房子不花钱。我说，我和弟弟结婚也好，买房子也好，都不会花你们的钱，结得起我就结，买不起我就租。话还没说完，父亲一声跄过来，你要当一辈子寡公子是吧。我仍旧语气冰冷，那是我要考虑的事情，而你要考虑的事情是你自己，话我先说在这儿，我已经说了无数次告诉你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然拖到后面出了大问题，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也挣不了多少钱，到时候我也只能说，我尽力了，不要怪我。话说完，大家都沉默了，没一会儿，父亲抽噎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冷酷了，又抱着他给他擦眼泪，母亲看着也跟着流眼泪。吃完饭后，母亲私底下跟我说，以后不要那么说他了，随他吧。

我希望父亲学会心疼母亲，我更希望母亲能够永远先考虑自己的感受。我试探母亲，你想和爸爸离婚吗？母亲不说话，我又说，只要你想我支持你，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母亲还是不说话。我又说，爸爸那里我去说，你根本不用理会他。母亲叹着气，我都老了，现在算了，该来是你爸这样的人，嫁给你爸我有遗憾，可这一生都快完了。

2025年年初，父亲的膝盖也做了手术，我在医院照顾他，他疼得受不了，一直把麻药摁完都止不住，一口一口倒吸凉气。我问他，你现在能不能体会到母儿当初的感受，他沉默。

2023年，坐飞机

去年，母亲49岁了。农村老家的房子两层，18个房间里门窗作响，母亲坐在楼下客厅垂着头，在巨大的短视频声中沉沉睡去。有时母亲会被楼上的动静惊醒，跑上去立在门前盯着楼道，像等待猎物出现，好久一会儿，突然大吼一声：管你是什么东西赶紧走开！冷清与空荡气氛常常让母亲觉得屋里有脏东西。

⽼家的男⼈们，总有⼀⻔谋⽣的⼿艺，⽊⼯、⽡泥、粉刷、电⼯、驾⻋、理发、唢呐、刻碑……这⻔⼿艺既是养活家庭的⼯具，也是⽣活的重要内容，他们以⼯作为由略去了诸多的⽇常⿇烦，填充着⽣活的空洞。母亲她们没有。

为了让自己忙起来，母亲将地里连带着周边所有的草木都铲完除尽，将一些枯枝干木捆成小捆，放在仓库里码好等着我们结婚办酒席时用。然后又将房子周边的菜地全部翻松，家里有什么就种什么，小葱，白菜，茴香......家里18间屋子，她里里外外打扫了遍，收纳着我们的衣服被套，时不时就会给我发个照片，有我的高中校服，初中穿的毛衣，小学课本，以及我遗失很久的日记本，筛选出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什么可以当废品卖掉，什么要拿去烧掉。有次我回家，正碰到她在卖废品，几个大袋子里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小物件，最后连送带卖的换回200多块钱。

⺟亲打工的足迹遍布整个镇⼦的各个村落。铺设⽔管，修补⻢路，耕地铺改梯改造，排⽔沟疏通，建筑⼩⼯，酿酒酵坑，⼯资从150到200不等，⼯期在3天到20天不固定。去年⺟亲靠着这样的⼯作⽅式赚到了将近三万块钱。

我回家常⻅的⼀个场景是，伯娘，⺓娘，⼤嫂还有⺟亲她们聚在⼀起，拿出记⼯天的笔记本，⺟亲的字迹歪歪斜斜，但具体⽇期，天数，甚⾄某⼀天只做了三个⼩时全部⼀⼀记录在案。⺟亲常常让我拿着⼯天本核算总天数，我老问她三个⼩时怎么算，四个⼩时怎么算，⺟亲倒也回答简单，凑够4⼩时就按半天算。所以我常常要拿个好⼏个⼯天本，来核算⾥⾯那些零散的⼩时单位，生怕自己算错看走眼，而我算完还不行，⺟亲还要和⼤嫂她们⼜重新再核算⼀遍，口中小声数着1234，手指一点一点挪动，全程口算，但母亲从未算错。

母亲的记⼯天的笔记本

有段时间，村里新出现了很多微信群，有⼈会在群⾥发送一些航班信息，有⻜福建的，⼴东的，⼭西的，⼭东的，都是当天往返。村民们可以报名，只要把发⾝份证过去，就有专车接送到机场，再坐飞机往返。不仅不收费，还有工资，120元日结。

后来母亲搞明白了，这是一个通过机票换取茅台酒预约名额的黄牛产业。组织者给村民们买了机票后，可以凭借机票获得原价购买茅台酒的资格（当时市场上一般需要加价才能买到），然后再倒卖茅台酒赚钱。新修建的茅台机场原本想以此活动促进旅游，结果却催生出一个产业。得益于此，母亲成了家里飞行时长最多的人。

第⼀次去的是湛江，早上8点的航班，她和亲戚、朋友一起，5点就出发，⼀路上有说有笑。母亲第一次坐飞机，跟同⾏的蔡伯娘说害怕⾛丢了，好在领头的⼈给他们各⾃发了⼀顶红⾊的帽⼦。

母亲原以为这趟⾏程就她们⼀⾏六⼈，谁知道到了登机⼝的时候，⺟亲看⻅有戴蓝帽⼦的，⽩帽⼦的，还有⿊帽⼦的，原来整个镇⼦各个村都有⼈来，足足20多人。登机时，乘务员帮她找到了座位。⺟亲说飞机上的乘务员很尊重人，坐高铁时就没人主动问她。她还说她也想当乘务员，只是现在老了。

飞机很快就飞到村子上空，地上的车子看起来像狗儿一样，她⼀直在辨认哪个⽩点是谁家的房⼦。飞行平稳后母亲很快睡着了，直到飞机猛然触地，将母亲吓醒。她说，当时感觉自己骑在扇着翅膀落地的公鸡身上，⽿朵里尘⼟⻜扬轰轰响。

母亲一共参与了5次，往返⻜⾏时间累计超过20个⼩时，打个照⾯的⾜迹包括湛江、泉州、西安、⽯家庄、昆明。

如今⽩酒市场遇冷，这份副业自然销声匿迹了。工地上的活儿也越来越少，甚至到了需要抢夺的地步，每当母亲接了一个新活儿，立马就有别人来问还需不需要人。因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亲做防水的活儿也少了，做起了日结工。⺟亲常常问我，为什么这些活⼉说没就没。我开玩笑说，或许觉得你们太累，应该放个假。⺟亲很⽆奈地说：“可是在屋⾥也很难熬，都说活路儿（方言：工作）活路儿，总要有条路吧。”

母亲

2024年9⽉9⽇晚上⼗⼆点半，⺟亲在朋友圈写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我们再苦再累不知道为了谁？两个⼉⼦也⼤了，我应该开⼼享福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开⼼）。然后附上三张照⽚，⼀张是她和⽗亲的合影，⼀张是她与我、弟弟的合影，还有⼀张是她⾃⼰⼀个⼈。

我和弟弟都已毕业工作，她没什么好操心的，但如同我们学生时代一样，她照例每晚打来电话，有时白天也会打来。通话内容总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有时敷衍，有时故意失联。

我和母亲开始吵架，一旦她来插手我的个人生活，我顿时怒火中烧。在一次家族聚会上，大姨二姨表弟们来家里吃饭，我也从省城回家，母亲张罗了一桌菜，特地从镇上端来烤鱼。大家正吃着，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沉一口气，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们姨嬢都在，我呢要好好跟你说，你年纪不小了。她还没说完，我将筷子往桌上一拍，朝她吼，好好吃顿饭不行吗！母亲像做错事的孩子，连忙往后挪着身子，说，好好好，我不说了。

我对母亲的感受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她的诸多举动都让我看不顺眼，看不惯她总是插手亲戚家的矛盾，总想着出谋划策当法官讨回公道。她开始变得小气，倘若家里的哥哥姐姐回来后，没来看她，她会郁闷很久，如果我惹她不开心，她转头就在朋友圈写下难过的日记。我不明白，我小时候那个通情达理，游刃有余的母亲去哪儿了。

2019年春节，母亲和我在茅台镇

我和弟弟很幸运，是老家为数不多的由妈妈带大的孩子。我记得母亲很严厉，不准去沟渠洗澡，不准天黑不回家，不准晚上去抓黄鳝……有次弟弟去水库抓小鱼回来，被母亲绑在梁柱上好一顿打，直到大伯过来说情。但另一方面，母亲从来不会忽略我们的感受，并常常给予认可。

那个时候，我常常因为割草或砍柴，走得很远，往往要摸着黑回来，每次我都能在路口看见母亲等待的身影。有次傍晚往回走时，我要过一条崖壁上凿出的只有50公分宽，长度超过300米的小路，我很害怕，每一步都走得哆嗦，一阵风吹来，我立马僵住。走到一半时，我看见人影晃动，原来是母亲快步朝我走来，一把捧住我晒得像火球一样的脸说：幺儿！我顿时恐惧全消。

还有一次我想给她煮饭，却不知道电饭煲还有一个内胆，把米和水都直接倒进了电饭煲机身里。母亲回来后我怕她打我，她却笑得很开心，一个劲夸我。很长时间里，我和母亲既是母子，也如朋友一般，学校里的心事委屈，我都能与她沟通。

母亲不会普通话，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与老师联系成了大难题。一次我因兼职晚归，需要家长向辅导员提供证明短信。我把消息编辑好，微信发给母亲，教她长按复制，再发给辅导员。电话那头传出砰砰砰的声音，我提醒她，一直摁住，她说，点不动。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手指上厚厚的老茧让接触变得不灵敏了。

随后到来的春节，我开始教母亲使用智能手机和发送文字消息。她学得很快，甚至自己摸索出了使用视频特效、交医保、网上购物、电子支付。在微信上，她向我发来的第一条消息是：⼤⼉⼦，⽣⽇快乐，妈妈永远爱你。那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她常发的消息是：吃饭没有、怎么不接电话、你在做什么、谢谢我的好儿子，以及晚上发来转呼啦圈的视频，你看你妈妈厉害不厉害……

我有时候问她，在家里除了担心我们结婚的事儿，和爸爸吵架的事儿，你有想过其他的吗？母亲有点没明白，我又说，你自己，母儿（方言），你应该想想你自己呢？母亲露着微笑，淡淡地说，我？无非就是工作，多挣几个钱儿，找点事情做。

最近一次，她在朋友圈写下：我也不知道，总是失眠。想了很多烦恼事，睡也睡不着。感觉这⼀段⾝体也不好，⼼情也更不好，我的烦恼为什么这么多。他们说没钱的⽇⼦不好过，我感觉我前⼏年再穷我也穷得很开⼼。

深夜，看着母亲的文字，我为自己一直假装看不见母亲的情绪而感到羞愧，也为她那些哑谜一样的不被人共情的情绪感到难过。

2024年，育儿嫂

2024年8月，母亲站在高粱地里，感觉有十一个太阳照着她的眼睛，脆硬的高粱叶如刀片割向她的脸。这年秋收，母亲一个人收割了4336.4斤高粱，压在家中半个月后，以3块8的价格卖了出去，总共收到16478.32元。单价比去年少了两毛。

9月，她在家闲不住，跑来贵阳，准备去表哥所在的门窗玻璃厂上班。但还没开工，她就因为脑供血不足以及降压药的副作用，住进了医院。住院时，她一直问我单位还要不要保洁，她听说好多人进城都是做保洁。

出院那天，我趁着带她去吃饭的机会，去了附近最大的一个商场，从负一楼的小吃区和超市区，一直逛到五楼的影院。我告诉她每个楼层对应的功能，一楼是服装店和手机店，二楼的化妆品区有很多奢侈品，很贵，三楼和四楼都是吃的，人最多。母亲站在手扶梯上摆着头环顾，问我，全部都要打扫吗？对。厕所也要吗？对，这些电梯，玻璃，地板......但负责的区域不同，你不用全部都打扫。可商场的路太复杂，母亲只记得电梯的位置，绕到另一头就蒙了，她猜，这些人是专门设计的，就是让你走路。

我将《我和我的保洁员母亲》那篇文章作为保洁教科书，告诉母亲这份工作可能会遇到领导刁难，会遇到同事纠纷，会有客人埋怨，甚至会受委屈。母亲点着头，又犹豫了。她有些无奈地说，要是你们在城里买房子了，我就像你大姨那样，把家里全部甩了上来。

母亲只说让我先找着，等年过了再做打算。两个月后，她又找到一份新工作，在镇上的高粱厂里捆高粱枝。高粱脱籽后，这些枝桠将会被打包送走，加工成笤帚、锅刷。一天的工钱是120，她做了一个月，买了一头过年猪。

2025年春天，母亲在村里的路边

2025年春节刚过，母亲终于在城里找到了一份育儿嫂的工作，四千块一个月，给老家亲戚带小孩儿。她提前一个月来到贵阳，学习育儿知识，在小孩儿母亲的指导下，她开始学如何给孩子翻身，如何冲奶，怎么拍嗝。

她开始学着像一个城里人一样，随时整理自己的衣物，使用一次性水杯，洗完手用纸巾擦干，把自己的毛巾牙膏牙刷归置在一起，洗完澡后，尽可能将一切恢复原样……她试着“讲究”起来，尽可能让对方感到舒适。

半个月后，她被辞退了。当晚她从对方家里哭着搬了出来，直到对方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辞退的理由是：生活观念不同。第二天，大姨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把母亲送到我这里。母亲眼睛浮肿，看起来一整夜没睡。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对方找到自己家亲戚，工资只要1500块一个月，于是以生活观念产生的摩擦为契机，将母亲劝退。母亲说这是栽赃，她感到很委屈。

一天后，我为母亲买了回家的车票，走时告诉她，不要想了，你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站在高铁站外，看着母亲走进安检，她还是很慌乱，手上不停地抓着从传送带里出来的袋子。安检完后，她不知该往哪儿走，眼神一直寻找我，我在门口朝她大声喊着，指着。

几天后，母亲打来电话，说老家有人在仁怀当育儿嫂，介绍她去。她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前提是得去考证，要花五千块钱。我当即让她去，钱我来出。第二天我问她联系好没，她又说不去了，父亲膝盖刚做完手术，还得休养几个月，她要在家照顾。

后来，她又找到一份新工作，在隔壁村采摘刺梨。这份工作持续了5天。最近开春，她买好了高粱种子，准备再种一季的高粱。